曾巩（1019—1083）是我国古代著名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任北宋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知州，以中书舍人致仕。关心社会民生，兴利除弊，政绩斐然。他有多篇关于救灾的文章，两度组织指挥救灾活动。

据《宋史》记，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八月，河北数十州县连续发生地震，楼宇、民居多摧覆，死者甚众。九月、霸州、保定、恩州、冀州大水，害禾稼，坏屋庐，漂溺居民。时曾巩在京师，作《救灾议》，向朝廷提出打破常规，大力扶持灾民生产自救的建议。

文章首先指出，“遭非常之变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后方可以振之。”按以往办法，壮者日粟二升，老幼一升，仅勉强维持生命。百姓“暴露乏食，已废其业矣。”“农不复得修其田亩，商不复得治其货贿，工不复得利其器用，闲民不复得转移执事，一切弃百事，而直专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为性命之计，是直以饿殍之养养之也。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时间长了，灾民必将离其故居，流徙他乡，弃其旧屋，伐其枣桑，杀其牛马，造成空城荒野，“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滋生盗窃、抢夺、铤而走险之徒，甚至攻城掠地，引发严重的内忧外患。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局势，“防之于未然，消之于未萌。”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正确判断。

接着，他提出“一举赈足”的原则，使灾民就地恢复恢复生活和生产，积极自救。由朝廷出巨资，赐钱五十万，贷粟一百万石。十万户灾民平均一户得粟十石，钱五千，比下户常年所得略多。这样，灾民可以缮其居，给其食，修田亩，治货贿，利器用，一切复得其业。劫后所余材瓦什物皆可因之，牛马桑枣皆可全之。“民安居足食，则有安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救济的钱粮日后是要还的，“贷之于今，而收之于后，足以振其艰乏，而终无损仓储之实。”其结果，“人和洽于下，天意悦于上”，天下可望太平。曾巩最耽心的是灾民弃家逃荒，引发社会动荡。稳住灾民，就抓住了救荒的要害。

文章第三部分，针对政府眼下钱粮不足的问题，着重申述《论语》讲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理念，并提出筹粮措施。他说，河北37州，受灾十余州，其他各州秋食可望足收。令有司以高于常价百分之二十收购，一方面有利粮农，一方面政府增加一百万石储粮。收购时按常价付现金，而以茶叶、药材、香料等折钱补其增价。多拿出五十万钱的茶、药、香料，换取一百万粮食，“其利害轻重，不待议而知也。”

《救灾议》中，曾巩强调发放粮款时应注意的问题。“至于授受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辩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有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疫疠，此皆必至之害也。”上述现象，在今天的救灾活动中也可能出现。他提出预警，完全是必要和及时的。

曾巩同时又作《议仓》，专论为救灾备荒而设的义仓问题。指出，古立义仓之道，“以振乏为本，以恤民为先，以博施为法，以乐输为事。……各于其社树之以仓，各令其民入之以谷。设其官守，严其政令，丰岁则劝课而输之，凶年则发彻而散之。”今之义仓与古大异。“昔之义仓，务所以安之；今之义仓，务所以掊之。昔之义仓，则立仓于社，聚谷于众，年丰则取之，民饥则与之，不令而民从，不督而民劝，故曰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也。”“今之义仓，有义仓之名而无义仓之实。年丰则有以取之，民饥则无与振之。”“又有聚敛之臣，贪残之吏，剥下以奉上，刻私而徇公，往往窃前世恤民之法，而为当今敛民之调者，累累皆是。”他主张恢复古制，革除时弊，“探其本而行其义，则恤灾弭患，安民泰俗，无大于此者。”文章所论，实为历来备荒救灾的重要举措。他用追本潮原层层对比的方法，把问题分析得十分透辟。

河北大地震后不久，曾巩写了一篇《瀛州兴造记》，记瀛州知州李肃在河北大地震时的救灾表现，主要有四点：一、瀛州（今河间）再次发生地震，谣言四起，说大水且到，民众惊恐欲逃。李肃派人到各处安抚劝解，讹言乃止。二、震后大雨，公私粮食物资暴露在野。李公指示并查看仓库，允便宜行事，经营盖障，使各有所处。灾后检点，130万石粮食竟无损坏，其他兵器物资皆得保全。三、地震刚发生，李公即命令军队加强警备，维持治安。结果，全城“人无争偷，里巷安辑。”四、以工代赈，建设新城。民居坏屋亦加缮理，复其故常。李公“经理劝督，内尽其心，外尽其力，故能易坏为成。”受到朝廷嘉奖。

照宁二年（1069），曾巩任越州（今绍兴）通判，适逢一场大旱灾。他作为仅次于知州的地区副长官，全力投入救灾。考虑到官仓之储不足供赈灾所需，在饥荒到来之前，他要求各属县召集当地富户，自报家中存粮数目，然后责成他们在官府监督下，比常价略高出售给灾民，使粮价保持正常。又出钱粟五万，贷给灾民为种粮。贷粮种所欠款项，可到秋后交纳田赋时一并归还。从而保证农业生产不因巨灾而荒废，“民赖以全活”。这次救灾实践，进一步印证了《救灾议》提出的理念的可行性。

照宁八年（1075），曾巩任洪州（今南昌）知州，不久发生严重瘟疫。曾巩迅即下令，从州、县、乡镇到各处驿站，准备药品以授病者，组织医者巡诊。百姓染病无力自养者，让他们住进官舍治疗，由官府供给饮食衣被，分派医者按时诊视。从国库拔款补助救济，并记录汇集疫情，染病的和健康的人数各有多少，按轻重缓急，依次分发。由于措施得力，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以上均见曾肇《亡兄曾巩行状》）

熙宁八年，越州大旱，次年，又大疫。知州赵抃积极救灾，处理果断细致，大大减轻了损失。元丰二年（1079），曾巩作《越州赵公救灾记》。前此，他曾到越州作调查访问（可能是他任明州（宁波）知州时，与越州邻界）。这篇文章把赵公的表现归纳为七点，也可以看成是曾巩自己救灾理念和经验的总结。

第一、详细了解实情。在大旱以久民尚未饥之前，发文件到所属各县，了解“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取给于官仓）者几人？沟防构筑可使民僦（雇佣）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食之羡（盈余）粟书于籍（记录在册）其几具存（实际存粮多少）？”这种调查统计，扎实周到，为赈灾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第二、按受灾人数和实有粮数，有计划地开展救济工作。州县官吏统计报告灾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21900余人，统计存粮得48000石。而国家规定平时每年用于赈济的廪粮是3000石。认真摸底所得之数为平时所需16倍。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于是从十月初一开始，灾民每人每日领粮一升，在城市和郊野设放赈所57所。为避免拥挤让灾民男女单双日分别领取，一次可领两天的口粮。为防止拥挤，让灾民男女单双日分别领取，一次可领两天的口粮。为防止灾民外流，规定凡离家者不发救济。放赈之人手不够，选派不在职而在本州内之退休或离职官吏，给以补贴，使任其事。

第三、控制粮价，保证供给。通告富户不得囤粮闭售。同时把政府掌控的粮食，按平价出售，设售粮所18处，供需要者自由购买。迅速稳定了市场。

第四、以工代赈，借贷缓偿。雇灾民治城郭4100丈，用工38000人，按出工多少付佣钱和粮食。百姓有借贷者，通知富者放开贷款；秋熟之后，政府为灾民还债。小儿女被遗弃者，允百姓收养。

第五、次春大疫，“设病坊（医院），处疾病（病重）之无归者。”命僧道之明医者“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防止尸体运送中传染。

第六、打破常规，特事特办。依通常办法，救济粮发放三月而止，赵公在越州延长为五月。有些措施与公文规定不合的，赵公自己承担责任，不推给下属。下级请示之事只要有利救灾，立即批准执行。很有点雷厉风行的作风。

第七、以身作则，上下协调，精心组织。“公于是时，早夜惫心力，不少懈，事巨细必亲躬。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皆公力也。”“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抚循（安抚、慰问），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安排协调），先后始终之际，委曲纤悉（仔细、详尽），无不备者。”

文章末段称赞说：“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世。”“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艰，推公之所己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这样说不为夸大。赵公的精神和措施，在一千年后的当今，仍未失去现实意义。

《越州赵公救灾记》是中国散文史和中国救荒史上的名篇，历代评价甚高。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说：“赵公之救灾，丝理发栉，无一遗漏。而曾公之记其事，亦丝理发栉，无一不入于机杼髻总。救灾者熟读此文，则于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间矣。”清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说：“救灾之法，井井有条，不但可行一方一时，实天下万世之利也。清献实政，得此文传出。后之为政者，可仿而行之。经济赖文章以传，不得视为两事。”清乾隆帝在《唐宋文醇》中批阅说：“赵抃救灾之法，尽善尽美；而巩所记，又复详尽明皙。司牧之臣，案头必备之书。”苏轼的《赵清献公神道碑》也提到越州救灾事迹，但不如曾巩此文详细全面。

曾巩还写过两篇分别题为《平籴》《水灾》的札记，约一二百字。在任地方官12年中，他写过40多篇求雨、谢雨的祈祷文。曾巩并不迷信，他写这些祈祷文，表现出对灾民的关切，也是为了顺应民情，有如荀子《天论》指出的：“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对曾巩此类举措，应作如是观。

（本文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