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郭齐勇先生的《“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感触良多。他建议将“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我完全赞同。

　　将“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是避免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化”的需要。“博物馆化”是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的一个术语。"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经被博物馆化了。虽然中国传统文化还存在于中国人的心灵里，而且可以看得到，有时还可以摸得到，但这已不属于他们了。不属于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很大的生命力，在社会上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这就叫做博物馆化。这种博物馆化的历史现象和你现在碰到的生存问题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如果讲得露骨一点，很多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中，也把历史和文物完全对象化了，就像研究埃及文物一样。考古发掘出来的宝物，和我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关系，尽管我可以做出很好的描述。我并不是说这个工作不重要。这个工作本身是学术，有些最高的学术价值就体现其中。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工作和具有生命力的反思并不一样。”(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博物馆化”的儒家传统是没有现实生命力的。要让儒家传统恢复生命力，有效的方法是使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只有与现代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其生命力才能真正焕发出来。

　　将“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是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需要。章太炎指出:了解本民族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矣。”(章太炎:《答铁铮》)培育和建构现代民族精神，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中，那些与维护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思想、感情，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近代以前，“中国的脊梁”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