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早上好。

讲这么一个题目，实际上是“命题作文”。我连续来川大已经多年，这次来前，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徐新建教授建议我做一个关于灾难的讲座。这个题目不是我的研究范围，领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还在封闭学习，昨天我还在人民大学参加答辩会。所以本讲座是临时准备的。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当时川大出的讲题是人类与灾难。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广阔，咱们专业知识有限，还是贴近文学来讲好一些。我当时给川大报了两个题目，一是“文学中的天灾与救世”，另一个是“文学与治疗”。我看了不少电视报道，我觉得灾区现在最需要的东西有两种：一个是医疗，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的救治。我在十年前编过一本书，叫《文学与治疗》，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发言的资格，讲灾难的话好像不太够格。后来川大选了这个题目，本讲座就成了《文学中的灾难与救世》，治疗放到话题的后面，但是我在讲的过程中，会带一些关于治疗的内容。

作为现代学科体制建构的专业中学习的这一批人文学者来说，灾难一旦发生，看着人家解放军、武警去了，马上就能够救灾；医疗人员去了，马上就能治病救命；而我们的文学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有没有用呢？自然科学的专家往往也认为，人文的东西在社会中可有可无。为什么可有可无？因为没有当下的效果，没有当下的效用。文学研究不像商业与经济活动，马上可以产生利润与效益。所以人文的东西，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这种状况，它们就像吃饭所放的胡椒面一样，用来调剂一下味道，其功能似乎就是如此。而大餐主菜都是非人文的。在一个科教兴国的环境中，如果主要精力都放在科学技术方面，那么人文的东西就自然要萎缩。你看我们当下的招生就会知道，学中文的原来男、女生各一半，现在男生基本上都转到IT与生物、高科技等热门专业去了。这种情况确实说明文科的知识好像很不实用。

文学到底有没有用？人文学科到底有没有用？为什么有用而我们不知道它的用处？今天的学科划分把那些我们本来应该了解、掌握的知识割裂开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了。这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反思，对人文学科的用处的反思。讲座中会穿插一些汉语成语——从文学角度看，都是祖先留下来的智慧精髓，还有一些民间经验。比如沧海桑田，还有高岸为谷，痛定思痛，等等。

《文学中的天灾与救世》，这个题目是从哪儿来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这本书，这是做人类学必读的书。张光直生前任哈佛的人类学系主任，专门做中国研究。在《中国青铜时代》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商周的神话分类。尽管张本人不是做文学的，是做人类学的，但是讲到商周的神话时，就跟文学史上讲的神话联通起来。张对商周神话的分类共有四类，其中第三类就叫“天灾与救世”。我讲的题目，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他只讲了商周的，也就是古汉语文献所记载的神话，过去叫中国神话，现在称为汉语神话，或者是华夏神话。我们华夏神话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灾害。

从文献的性质上看，我们可以把神话视为文学。今天意义上的文学是被文学院、中文系、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些“铁路警察”划分了的文学。在商周时却没有这种界限，那个时候只要记录下来的东西都带有一种民族经验的记忆。所以我们说在商周的分类中，张光直将其中的一类单独分出，称为天灾与救世，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做比较文学的往往把一部中国的作品与国外的一部作品拿来比较，往往都是一对一。实际上这样比较难以把握具有深度思考的内容。因为一对一往往是很偶然的，表面上看上去很相似。如果把中国的神话和大家比较熟悉的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对照一下，那么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神话中，灾难的主题非常突出。我虽然不是研究灾害问题的，但是我敢来讲文学中的灾难，原因就在这儿。

最著名的华夏英雄神话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或者叫鲧禹）治水。就这三个吧，没有比它们更出名的了。这三个神话基本是都是讲天灾的。后羿为什么要射天上的太阳，因为十个太阳出来将土地烧焦了，这是对农业社会的最大的天灾，这个神话实际上是讲抗灾的。神话是用它的方式来讲述人类所面对的生存困境。中国神话的特点就是以人为神话的主体，和各种灾害抗争。而且抗争的结果，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失败的，比如夸父弃逐日。但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实际上要超越失败。人跟大自然相比确实太渺小了。斯宾格勒说过一句话，人对什么东西发生恐惧呢？大家刚从一周中的恐惧中走出来，可能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容易一些。如果没有这场大灾难，都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不知道什么是恐惧。斯宾格勒说人对他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最感到恐惧。虽然斯宾格勒没有在大学里执教，他仅仅是一名中学教员，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一句话就有分量。人为什么对他不可理解的东西感到恐惧呢？人和其他动物比一比，动物恐惧吗？动物也有恐惧，但是动物没有人那样强烈的求知欲望，不要求理解天灾背后的原因，对不对？动物的感觉在很多方面是超人类的。为什么搜救犬上去就能够救人，因为动物在某些方面超灵敏。但是动物没有反思的能力，只有人才有。人要求了解一切事物发生的原因。所以夸父逐日，是一种对自然现象的解读。天上的十个太阳太厉害了，所以需要射掉九个，农业社会才能够恢复秩序。后羿射日就是救灾，就是救世的意思。关于女娲的神话大家都知道。背景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把天柱碰断了，所以才有天柱折，地为绝。这个神话有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水都是向东南流的，因为西北高东南低嘛。但是神话发生的背景是：“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这完全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大灾难场景。然后女娲在在这个时候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看《红楼梦》（即《石头记》），小说一开始的石头是从哪儿来的？那是女娲补天剩下来的一块石头。整个中国文学能说与神话没有关系吗？关系太密切了。二者是完全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比较文学界，将女娲同域外的女神相比较，有不少人写文章。可是没有将其放在人类灾难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汉族神话留下来的天灾的主题这么强烈？而且表现出人和灾难斗争的精神。别的不说，就讲洪水神话，全世界都有。世界五大洲中只有非洲的一部分没有，剩下的地方都有。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英国鼻祖是弗雷泽，他的大著《旧约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这是所有做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研究必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就是《金枝》，已有中译本。可惜这第二部书没有多少人读。弗雷泽能够告诉人们，什么是“文学人类学”。它与我们从大学一年级读的“文学”专业有什么区别？本科的教科书讲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完了。弗雷泽不满足于此，他认为，单个故事要还原到世界性的谱系里。诺亚方舟也是一个大洪水的故事。这是写在《圣经旧约》中的古代希伯来人的洪水神话。弗雷泽讲，这个神话是从哪儿来的？它的背景是什么？他讲到了古代巴比伦的神话。也是一场大水，也是唯有的一对夫妇逃生。怎么逃生的？也是乘船逃生，然后放出鸽子或乌鸦试探洪水是否退去。母题和细节都一样。然后再往背后讲，这样洪水神话根源在哪里。然后还讲到古希腊古罗马的，然后讲到北欧，讲到南亚，讲到大洋洲和美洲的印第安神话。五大洲的洪水神话放在一块儿一看，一张世界地图基本上盖满了，就非洲一部分没有。全人类都讲洪水神话，问题就大了。到底洪水表明什么？从自然科学角度看，这肯定是对现实中的自然灾害的直接的反映。如果地上没有洪水，人们的意识中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广泛的关于洪水的记忆呢？弗雷泽一个特点就是，他绝不是拿着单一作品做分析，而是横向地展开材料。他能够看到的神话材料来自全世界。包括西方的传教士、旅行者记录的，那个时候都是早期人类学材料。那时还没有很多职业的人类学家，没有那么多的田野报告。弗雷泽将各种来源的素材都排比下来，从诺亚方舟讲到整个洪水神话，绕了五大洲，举了四十多个例子。什么是人类学家讲的文学，一看就明白了。只有把对象放在人类的背景之中，你才能够看明白，然后它的特点也容易把握了。中国洪水神话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治水。因为没有一个民族的洪水是由人去战胜的。都是怎样的呢？唯一的主题就是逃生。方舟也好，大船也好，咱们西南少数民族神话这边也有坐葫芦里边的，总之是一个容器，在洪水上能够漂浮起来的，这样才能逃生。

今天讲这个，好像离我们的地震遥远了一点，其实不遥远。十年前中国最大的灾害是什么？洪涝灾害。当时中央政治局半夜开会，江泽民主席紧急动员救灾。可见，灾害在我们这儿太频繁。人往往是健忘的，十年前的事儿好像离得很遥远了。五年前我从北京来川大，也是这个季节，进校门先抽血检验，然后被隔离起来。这表明灾害确实多。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中，一生要经历许多次灾害。这次抗灾中有一个成语特别响亮，叫做“多难兴邦”。这是我们民族历史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东西。刚才讲到世界的洪水神话大都是关于逃生的，发洪水的一般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惩罚。神惩罚人类，因为人类有了过错。所以天灾的原因被归到神灵世界。这全是文学的东西。你说学文学没用吗？用处太大了。通过文学，你看到这种灾难的表现在全人类的文学中到处都有。只不过相对而言，灾难有轻有重，有的频率高有的频率低，对不对？那么我们当时不了解，华夏的鲧禹治水，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治水。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地区，这块土地，它自古以来就是灾难的多发区，高频率的多发区。我们的文学肯定跟人家的文学不一样。光逃命逃得了吗？放在人类经验的世界地图中去比较，我们必须抗洪。这是现实中的灾害帮助我们去反思，有些东西不是纯粹的文学的课堂上所能够解决的。为什么呢？要大家学一点人类学知识。人类学者进入一个村落，但是必须有一种人类的知识在作为后盾。这就是学科的眼界不一样。虽然弗雷泽的书在今天的主流人类学界基本没有人去读了，认为已经过时了。但我看他并没有过时。他是最早催生这种世界眼光的学者，有人称之为比较主义者。但他不是拿着一个莎士比亚去和汤显祖比较。弗雷泽的这种比较一般都学不会，学会的人少。主要的原因是学科限制和眼界的限制。文学本来就是属于人类的，把它分成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又分成古典、现代、近代的，越分越窄的话，你就变成铁路警察，只管你这一段。火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根本不管。这能做研究吗？这就是我们现在建构的专业产生的弊病，问题就在这儿。

下面回到文学中的灾难，神话中多表现灾难。是不是咱们就凭感觉印象来说，中国灾难多发？下面举出一点数据来。这些数据出自联合国减灾委的报告：“中国是世界上少数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之一。”这句话的分量非常重，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中的灾难主题很有帮助。下面是个问题：中国地震的频度与强度居第几位呀？第一位，跟咱们的人口一样，Number one。占全球总量的多少？十分之一以上。全世界发十次地震，至少有一次在我们这儿。下边，除了地震以外，还有台风。平均每年多少次？平均每年是七次。我国灾难占全球的比重啊，是相当惊人的。中国国家大，生态条件相对来说是好还是不好？不是太好。这不同于我们从小学到的，什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什么都是好。实际上不是什么都好，有些东西好，有些东西确实问题很大。那么这个不好的背后还有好，这就是苦难中塑造出来的民族，为什么？这个民族有巨大的生命力。她对付任何灾难的能力，都超过了那些安乐环境中的民族。因为她灾害太多了。自有记录以来，所有这些灾害，每年都会在中国发生。没有一年不发生的，只不过灾有大有小。太远的咱们就不追溯了，仅就近三百年来的统计看，截止到今天咱们四川大地震遇难者是五万多人，听起来这个数字非常可怕，是不是？但是要把更广阔视野的数据拿出来，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恐怖。为什么呢？三百年来，全球发生的特大灾害，死亡人数一次达到十万人以上的一共有五十次，中国占多少？二十六次。欧洲多少？欧洲各国全加起来，才三次。欧洲人常抱怨，哎呀上天这么不公平，给我们降下了鼠疫。其实从人类的范围来讲，只有我们这一块土地才是灾难最深重的。三百年的数据，你可以看明白。人口是世界的五分之一，可耕地是百分之七，你的灾难是一半，受灾死亡率是一半，承担的人类的最大的牺牲！就在我们这儿，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嘛。就大地震而言，1908年意大利大地震，死了十一万人。意大利人提起1908年，那是一个灾难记忆的年代。那么唐山地震的遇难者比他多几倍了。就在三十二年前，北边是唐山地震，南边是松潘地震。你看一看地图，松潘是什么地方？跟汶川离得多远？实际上就挨着的，紧挨着。只有这一次到了图像时代或者是传媒时代，全世界，只要打开电脑，只要打开电视，地图全都从汶川这个焦点一圈一圈地放大开。我们熟悉的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地图，这一次突然看到中心移到这儿来了。换位思考非常有意义，我们习惯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到美国去看看，那边世界中心在北美洲。刚开始很不习惯，但是对咱们换位思考非常有帮助。古人说，高山可以为谷，深谷可以为陵，这就是天翻地覆，什么叫沧海桑田？此一时彼一时，都是指天灾所导致的大自然变化，人类对自然变化的最好记忆就在文学中。

如果把松潘与汶川看成一个地区，就是约三十年一大灾。三十年是什么概念？七十年代末期出生的人没赶上，“七零后”中大一些的人可能有记忆，当时不过两、三岁吧。我们那时候（在西安）是住帐篷的。昨晚来成都双流机场接我的同学说，老师您担心余震就住帐篷吧。我说三十年前住帐篷都住一个月呢。满街防震棚的景象，对于过来人，好像是一种return ，又回到了1976年。为什么人类对他不可理解的东西敢到恐惧？你经历过了以后就相对平和了。你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为什么不可理解呢？在远古，在神话时代，所有这些都是解释好的，没有什么不理解的。神话是什么？今天我们在文学的课堂上来讲它好像是文学产生时代的一种叙事，都是虚幻的，比小说还假，比灾难片讲得还虚，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实际上神话是当时人对不可理解的现象的一种解释。神话对灾害有自己的解释。拥有神话，对那些信奉神话，把神话当作信仰的人来说，他不恐惧。他已经获得解释了。宇宙和自然现象的原因，刮风的有风伯，下雨的有雨师，打雷的有雷震子，每一个神各司其职，哪一个方面都解释好了，还用你来解释吗？看看西方文学一开始讲什么啊？《伊利亚特》上来就讲降灾，谁降灾啊？降的啥灾啊？就是瘟疫，怎么降下来的，阿波罗神降下来的。为什么呀？阿伽门农王霸占了异族的女子，不愿意归还，所以神就降灾惩罚希腊人。“罪与罚”是典型的西方叙事模式，图解了西方人理解的灾难从何而来的问题？神来决定，不是人来决定。所以在古老的神话信仰中，无所谓什么天灾，所有的天灾都是人的原因造成的。天灾即人祸。在前科学时代，只有这一种原因。于是出现替罪羊。当时没有那么多的人来做专业划分，只有部落掌握最高神权的人来找原因。通神的具有超人的智力能够看见鬼神，得到神谕的，就是巫师、萨满。到了有仪式的社会叫做祭司长，查找的权力归这些人掌管。看看《俄狄浦斯王》，一开始谁先上场？祭司长带着一群受灾的人。什么灾难来了？忒拜遭灾了，特大的瘟疫。

就是这样，文学首先上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咱不是随便找几个例子。为什么瘟疫或者鼠疫的题目一直要写到20世纪的加缪、卡夫卡？因为在西欧的文化记忆中，这是最重的灾难。维也纳的大街树立着许多雕着老鼠的纪念柱，不可思议。中国子、丑、寅、卯，十二个生肖，以鼠为首。对老鼠好像没有那么深刻的记忆，但是对于欧洲民族来说，确实是个了得的东西。这种瘟疫，作为天灾也好，作为人类犯罪由神来惩罚也好，都是对现实的一种解释，解释完了以后，相信这种解释的人就没有恐慌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心理治疗。那么无奈现在不信神话的解释了，我们信科学的解释。当一切交给科学的时候，这个时候，科学如果能给解决倒也不怕，破伤风打一针就好了，疯狗咬伤注射狂犬疫苗就行了，解决了呗，没有恐惧了。但是在科学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怎么办？恐慌唰的一下就来了。回想那年Sars来临时，杀伤力大吗？对比一下就知道那杀伤力很小。但是为什么那一次民众很恐慌呢？全北京的街上没人了，就像得了鼠疫一样，你坐公交车上，前后看看，除了司机、售票员就是自己。很奇怪的，从来没有那样的现象，只有澳大利亚有那样的现象：九百万平方公里，一千多万人口，那样是常态。甚至在一个火车车厢里想找一个人说话都没有。为什么中国在那个时候如此恐慌？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出现了，这时必然加剧恐慌情绪。全球死亡一千多人，其中白衣战士居多。他们是代表医学科学来对抗病魔的。而医学科学解决不了。甚至连一般防止呼吸道传染的口罩都防不了Sars，容易引发莫名其妙的恐惧。

话又说回来，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是天灾。开始说是有人吃了果子狸引起的。后来又否定了。从某种意义上，它表现形式是天灾，而实际原因有可能是人祸，跟艾滋病一样。人类用来抗击病毒、细菌的药物，会使得细菌、病毒产生耐力，产生了变体。新的变体出现时，什么药物也不顶用。这很可能是人类滥用药物的一种结果。包括滥用农药、滥用杀虫剂，都会潜伏灾难的一种隐患。就在和灾难抗击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埋下新灾难的种子。

回到文学的中的天灾。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都没有回避灾难，而且文学还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除了文学史上记载下来的经典以外，没有被国家、民族的权力话语当作经典的民间文学，例子就太多了。很多农民口里的谚语，实际上都是讲防灾经验的。特别要关注青蛙和蛤蟆。过去我们研究神话，没有太注意。所有这些与人类共生的动物，包括昆虫在内，在古人眼中都可以是某种征兆，或者它承担着某种征兆的功能。为什么听布谷鸟的叫声就要播种下地？那个时候没有挂历没有手表，大自然的物象对人就是物候。物候就有征兆的意思。它可以在某一方面提示人该干什么，警惕什么。老百姓民间积累的这种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只是我们今天学院建构的体制只相信科学，其他的东西全部被遗忘了。像什么“蛙吐泡，大雨到。”这是讲洪水的。这经验来自观察青蛙，观察蛤蟆。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前，四川当地电视台播出了一个节目，绵竹一带满公路都出现蛤蟆。还专门请来一位专家表态，看是否异常灾变的征兆。结果这位专家说，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好了，动物也要乔迁搬家。不用大惊小怪。当然这样的专学家不能代表科学，只说明民间智慧所讲的那些经验全部忘了。这是由学院派导致的全民性遗忘吗？有位川大的同学说他家养的一只乌龟多少天没有出现，就在5月12日早上蹦出来了。如果传统文化的根都断了，根本不把动物当回事，养它是逗着玩的，那你根本不会有那种观察动物的细心，没有仰观俯察的本领。我国的先民如何在这块多灾多难的环境里存活下来，直到今天，还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难道不靠这一套智慧的传承么？在汉语里没有一个和英文中的Survival相对应的词语。Survival这个词语应该是我们讲文学中的天灾与救世的最重要的经验，它突显出咱们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所培育出来的民族生生不息的一面。这方面的经验太丰富，只不过正在被我们遗忘。如果都崇拜西化的学问，相信科技万能，谁还听老百姓讲的这些经验？这种本土知识的遗忘会付出代价，尤其是当科学在某些方面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科学家也为难，我们不能苛求他们。就像灾害发生后有人认为那些做预测的科学家失职了，一点预测能力都没有。这只能说明被崇奉过度的科学在某些方面还无能为力。有的灾害能预测，有的不能预测。这样就显示出民间经验的宝贵。如果大家有在重灾区的生活经历，可回去做一下调查，这就是痛定思痛。学文学的有没有用？有用。如果一个调查报告写好了，说不定提供有用的启示。我们小看了的民间智慧中蕴藏着的可持续存活的经验，那里面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为什么要这些东西一代一代传下去呢？因为族群生命赖以存活的经验就贮藏在这里。当你对灾难既没有办法预测又没有办法预防的时候，恐惧一定是加倍的。你不知道下一次地震何时到来。按照通常规律，一次强震就将累积的能量释放了，接下来的余震一般来说就逐渐衰减了。刚发生过八级大地震，马上再来九级的，这个可能性很小。预测的人太为难，他测准了是神仙；不准就挨骂。尤其是在2008迎接奥运会这一年，从雪灾到地震，几乎没有一个月平安无事的。这样的环境下谁敢轻易预报说有灾害要来？地震工作者不容易，咱们不要太为难人家。需要发挥一下全民的智慧，向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出发，从被遗忘的民间智慧中去寻觅一下。

再举一个文学的例子。民间谚语中有“地光闪，八成险。”你们做硕士、博士论文绝不会去写这些东西，都是热衷研究萨特、莎士比亚的一类课题吧。什么叫“地光闪，八成险？”有没有抗灾防灾的作用？这就是文学的作用。唐山大地震发生在半夜，人们都在睡梦中，毫无准备。就在那天夜里，有一趟129次火车，从北京开往大连的，时速是八、九十公里吧，司机开到紧邻唐山的古冶车站时，突然看到前面三道蓝光，把火车都照亮了。司机本能地知道不是什么好预兆，就开始刹车，地震已经开始了，地在摇。列车终于被刹住。车上一千多睡梦中的人就这样保住了生命。向前面一看，铁轨都扭曲得像麻花一样。震中的摧毁力是极大的。回头看老百姓讲的，地震前有地光，有地声。人的感觉听觉没有，那些小动物是非常敏感的，包括蛇、老鼠、鱼，蟾蜍、鸡鸭等。它们都有敏感，这些动物在灾难前会呈现各种异常行为征兆。唐山大地震后，当地展开大范围的调查，共搜集到地下水异常前兆800例，动物前兆异常2000多例。据说在海南岛，建立了特殊的动物观测园。但是没有普及，如果中国的每一个县都有这样的观测动物园，我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地震学家的尴尬。民间谚语中关于青蛙、蛤蟆的一大批资料，可结合史前陶器上常见的动物图像来研究。我国彩陶上的动物形象，一是鱼，如人面鱼纹，还有蛙、蛙人形等，在甘肃马家窑彩陶上最多。不知道这些动物当时都是什么意义，那是没有文字。一般解释是信仰的神灵化身。这也是人类对自然的观测，或许把某种能够提供预兆的动物当成神来崇拜。也就是说民间文学里潜藏着巨大的智慧和生存的经验，只是被我们遗忘了。

东汉的张衡，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地动仪器。地动仪的上面有八条龙口含珠子。一旦发生地震，某一方的珠子就会掉下来，吐到下面的蛤蟆嘴里。有人会问，为什么由八只蛤蟆来接受这八个珠子？张衡是像咱们选福娃一样随便选的蛤蟆吗？绝无可能！他积累的是千百年来这个民族智慧经验。张衡也是文学家，科学家的头衔是我们后人加上去的。他的“两都赋”就是汉代文学的高峰。我们讲文学史的时候有没有从民间智慧这个角度去理解他的作品？

文学中还有大量内容不是直接面对自然灾害的，而是灾难之后人的精神。今天叫心理治疗。古时候没有这个分科，那时什么都得治，甚至得病也不是个人的事情，是社会群体的事情，要举行群体性的仪式来禳灾驱鬼、治病。由巫师长或者萨满来执行。这笔文化遗产中留下来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前没这个词语的时候说是迷信，因为与西方科学不是一个体系的。用人类学的话说，其中应该蕴藏着千千万万种地方性知识。

《周易》里有一个震卦。震字从雨，繁体字中的云、雨、雷都从雨，暗示此类现象的发生根源都在天神世界中。震卦讲的是打雷的场景。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解说仅十六个字，太简单了。通常的解读是说，震就是雷声轰轰，天上的雷声代表天神发怒了，这是神对人的惩罚，也就是天灾的原因吧。上古地震不叫地震叫地动。天上的雷震造成了一种恐惧状态，但还有的人笑言哑哑，这是主持祭祀仪式的人。匕鬯是祭祀用的两种器具。大祭司在这个天雷示警的关键时刻，保持的处惊不变的状态。祭司是更加古老的巫师的继承人。现在正在传递的圣火是从女祭司手中传来的。从祭司的形象，就能把文化传承的根脉找到。祭司的形象应该是文学家一再表现的。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一上来就是祭司。《震卦》表现在天雷震震的状态中，祭司连一个盛酒的勺子和瓶子都没有丢掉。这里表现出一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精神状态。这都是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心理防御，他显然是非常坚强的。内心里没有怕。这次地震波及西安，伤的不少，多是那些白领从高楼里往下跑，自己惶恐之后造成的。三十年来我们没有大地震，没有普及地震知识。尤其对八零后，九零后一代人，没有经验就容易慌。他们只有在灾难片《日本沉没》中看过地震灾难。虚幻的影片场面突然变成现实，还以为自己在梦中。这就叫猝不及防吧，心灵震颤比较大。

《周易》中这样的经验在文学中很多。《诗经》中还有被认为是最早的关于地震的官方记载。《小雅》有“十月之交”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讲得是地震后的状况，强震的中心发生的地貌变化。唐山地震时就有楼房陷入地下了。《诗经》记述的这是公元前780年的陕西岐山大地震。联合国减灾委将中国定位为世界上少数多灾多难的国家之一。而这个国家正在延续着几千年没有中断的华夏文明。今天这个国家还要争取夺回她在汉、唐、明等时代的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位置。按照GDP数据，我国正在走向世界第三的位置。今年就要超过的是德国。前面还有美国和日本。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当然心存顾忌和疑虑。中国在世界经济的蛋糕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重，失落者难免有所不满。十年前别想让一个CNN给你道歉，那时还没有这个实力。更别想1840年或者1949年，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列强会在意你这个东亚病夫。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他就得道歉。中国的经济实力预计在2010年就要超过日本。这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的。何时达到世界第一？不远，在座的本科生博士毕业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大概就2015年吧。

这些数据咱们只说了一面。今年国家有两件大事，一是举办奥运，二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奥运还没开，出了这么多事。GDP在增长，这是好的一面。背后不好的是，我们增长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说到这些好像与文学远了，不过是关系到每个人生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GDP增长几乎呈现一个大的上升的通道。我们非常希望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把经济搞上去，但是我们走的路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在要讲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从歧途中调整出来。那条路也许看上去很美好，但是前面可能是悬崖。现在需要掌控进度，保证和谐。不能让每年的增长率超过12%。一旦经济过热，下来可能就是负增长，也就是高岸为谷。科学还没有解释时，人们靠的是神话来进行解释。神话是前科学时代人们的普遍精神壁垒，不垮就没事。人的身体好似一个场，精神一垮，人的能源就被切断了。巫医的治疗本身是是调动生命场中的能量，来对抗外界的灾变。现代性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最大的风险是不知道下一个风险是从哪里来。遭遇Sars的时候，不知道下一个是禽流感还是手足口病。无法预防，或者防不胜防。它不是你的智力所能够达到的。这就是古人祈求神谕的原因。自己的智力达不到，先得找通神的人。今天在某些方面能达到，在某些方面还没有达到。

除了和平环境中经济增长率的保持以外，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是能源危机和生存环境问题。经济增长是需要动力的，在现代工业社会主要是能源，地下的石油和煤。如果我们把中国人人均拥有的世界能源指标列一个曲线表的话，它跟我们GDP的表是刚好是反步的。大庆时代有个王进喜，他是当时中国的英雄，是向大自然索取能量的一个代表。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是大庆，现在基本上开采不出多少石油了。要在三千米地层下开采天然气。河西走廊上有一个城市玉门，著名的油矿，现在面临整体搬迁。因为石油被开采光了。这个城市废了，叫资源耗竭型的城市。人民都迁到嘉峪关去。这些人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灾民。这就是人祸造成的。人要不断向大地索取资源，来支持经济增长。王进喜的时代是中国闭关锁国的时代。唐山地震时百姓根本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人数都是保密的。想要理解一些具体的数字是非常难的。但是当年有这么一种豪迈说法，石油工人吼三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地球都跟着抖。说明咱们的能源家底富足。石油储备基本还没开采多少，刚探测出来。仅仅时隔几十年，今天还能说这种豪迈的话吗？从2004年开始，中国约40%的石油要依靠进口。国家领导到哈斯克斯坦、俄罗斯出访，主要希望他们把输油管道怎么迁过来，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即使达到世界第一，值得骄傲吗？按常理，既然人口是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也应该是世界第一才好。可是在中国，一切指标按人均来计算，就不那么乐观。这样一来，人均占有的资源指标不但在世界排到一百位以外，而且还存在下降的趋势。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可持续吗？能持续多久呢？建国后我们遇到的自然灾害和人祸都很大，教训深刻。最担心的是粮食减产，天灾加人祸。三百年来全球死亡人数在十万以上的有天灾共有50次，我们占了26次，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数字。

回到文学上，都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一样。我们所经历的灾难比他们要多许多倍。我们生存的环境相对来说要艰苦卓绝多少倍。这次地震让人震惊的不只是波及范围大和伤亡数字高，让国外震惊还有在汶川、北川那样高山深谷的穷乡僻壤居然世代生存着那么多的各族人民。由于媒体的聚焦作用，灾害被人为放大了许多。还有就是将古代社会的仪式搬到了屏幕上。仪式是部落社会举行的，部落有五百人，其影响力所及就五百人。现在变成全球直播了，和足球赛一样，可以有几亿、十几亿观众同时观看，于是就将仪式的感召效果成倍放大了。

默哀加降半旗三天的举动就是古老仪式传统的现代重演。人类学讲仪式有两种，一种是定期仪式，跟着春种秋收的季节韵律。都是预先安排好日子的。另外一种是没有固定日子的，叫ritual of crisis，即发生危机时举行的仪式。这是每一个社会都要采用的。今天的默哀加降半旗，就相当于危机仪式。由于全民参与，加上媒体的重复播放，全世界为之感动。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瞬间得到极大的强化。捐助的数额也显得空前。

这样多灾的环境造就了我们文学的特点，同时也使我们通过文学进一步反思，面对这样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国人总结出怎样的哲理。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就是指沧海桑田：来高的地方沉下去了，原来低下的深谷却拱起来了。这样一种变化反过来用在人事方面，就是《左传》里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推理方式，我们把它叫做老庄的类比推理，天道怎么样，我们人就应该怎么样。人要效法自然，自然是道的最高体现。由这种变化得出的哲理经验，是要把灾难化成有利的东西，变成克服灾难以后的重新动员，重新凝聚。谁懂得这个，谁就能够顺利度过危机。如果没有这一套经验，那就很危险。欧洲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很多人只从灾难片上看过灾害，在印尼旅游突然遭遇了一次海啸回来后，身体上没有病，精神上却有了问题。他们没有想到人生中还会见到这样的事情。可见这种多灾多难的磨难对坚强人格的作用。在我们这儿所谓“多难兴邦，少难亡邦”，就群体讲，有“居安思危”的道理；就个体而言，有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磨难的道理；从文学上讲则有“穷而后功”的道理。这都是从苦难中总结、提升出来的智慧经验。

以上讲了文学中的天灾，下面回到救世这个主题上来。在前科学时代，人类社会中作为领袖人物，受到拥戴的，首先是在生理上、智慧上出类拔萃的人物，选萨满、巫师并不像想报考公务员一样，谁都能报名。这要有一定的先天的条件。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超群的能力？《国际歌》上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怎么还在这儿讲什么救世，谁能够世呢？歌德说的非常好：神救能够自救的人！也就是神助自助者的意思。你自己先从信念上垮了，就别指望什么神了。自己怎样能在灾难打击下不垮？精神不垮，你就不垮。那么精神从哪儿来？精神往往跟那些社会领袖人物密切相关。我们下面讲第二个问题：谁来救世？

刚才讲了一堆关于天灾的数字，也许很吓人。这样讲其实也可以将我们眼下的灾难相对化一点。死者五万多人或者还有失踪的，加起来近十万，与唐山大地震比起来，几分之一。若跟我们遭遇过的人祸比起来，那就是零头。天灾与人祸比起来，那一个更可怕？人祸导致的死亡人数，会十倍、百倍地多于天灾。但是我们关注的却比较少，甚至我们无法关注，甚至全社会没有足够地关注到那一面。举一个数字：全世界因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2003年是46万，中国占10万。全球一年死在车轮下的人数，要超过汶川加上唐山两次大地震。可是谁关注了？这是人祸，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自然灾难被媒体放大以后引起关注，可是还有更大的杀手隐藏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46万的死亡数字等于每年打一次小规模的世界大战。十年是多少人？一个世纪要牺牲多少人？算一算非常惊人。

如今粮食价格猛涨，这也很危险。在一个生态条件比较好，人口相对比较少的地方，也许不当回事。但是在我国这是不得了的大事啊！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史上表现较多的不是地震，而主要是水灾、旱灾呢？一个农业国家没有粮食才是最大的问题。今年国际粮价翻倍上涨，我们因为连年丰收还不缺粮食。但因为现在全球一体化，什么价格你可以暂时压一压，但是不可能压得太长久。我记得每一年来川大都讲国际油价，你看看几年前的油价是多少？我甚至劝某些同学，没东西收藏，就弄一些石油收藏吧，将来肯定是文物。为什么？它挖一桶少一桶，烧完了只有进博物馆才能够看到。就这么简单，现在135美元。咱们在加油站加的这个成品汽油，低于国际上原油开采的价格。为什么？国家拿补贴在这儿贴着呢。因为怕今年通货膨胀，社会不安定，下岗人数一多，这奥运会怎么办？

我们的人文传统很早就讲居安思危。千万不要以为有地震防地震有水灾防水灾就行了。你什么都得防，所有的天灾和人祸，在领导层的脑子里都需要有个谱。这样才有及时应对的能力。现代风险的社会更加需要居安思危。危机到来，全体国民都有责任，当然知识分子懂得的多一些就多承担一些。过去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慧的人出智慧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学早就告诉我们：谁来救世？在古代没有科学办法，只有圣王或者宗教领袖来救世。从来源看，最早的国王都是宗教领袖，也就是神职人员——能够代表整个社会通神的人。这叫政教合一或祭政合一。祭司长就是国王，后来才有权力的分化。最初通神的那些人都被拥戴为领袖。社会生产发展了，有了分工，国王就不管那么多了，他手下雇佣一批神职人员为王权服务。但是早期的王者，包括刚讲的治水的英雄大禹，他会是一位世俗的国王吗？他为什么治水遇到阻碍能够化为熊呢？原来他有通神的本领。我国民间的巫师做法时，包括道教传统的巫术仪式，都有一种姿势叫做“禹步”，是模仿大禹走路方式。向左怎么迈步向右怎么迈步，非常讲究，不同于常人的走路姿态，这是巫师做法的时候一种法式。大禹的能量非同一般。而且他的最大能量就在于今天所说的以德来服人。西方的英雄什么凯撒大帝，什么亚历山大，都是以武力打天下的。在中国凡是能打仗的一般都是二流，你可以当个张飞，李逵那样的武夫，见到刘备或者宋江低头就拜。真正有德的人才充当领袖。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中得出的一种智慧和特有经验。一介武夫在我们的文化中虽然也是英雄，但是绝对不会放在Number One的位置。谁是Number One？只有那些有德又有智慧的人才是我们文学表现的中心。

在大禹神话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他有史前社会萨满巫师那种超人的能量，第二，他有文明社会以来的以德治国的最高品质。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还有说他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的，娶下新媳妇没几天就出门去治水。儒家为什么尊奉他？老百姓为什么爱讲他的故事？因为全民就佩服这样的领导。如果遇到地震，上方只打个电话给地震局：“你们去查一查吧。”这会是群众拥戴的领导么？总理九小时赶到灾区，深入余震不断的第一线，全世界都为之震动。还有雪灾的时候，大年三十了，谁赶到山西的煤矿，在400米深的矿井下面，握着矿工的手说：“辛苦你们，你们春节不能休息了！”为什么不能休息啊？南方的煤已经没有了，电发不出来了，广州等火车站有上百万人还等着回家呢。这样的社会危机时刻需要最高领导出场，这是远古社会传下来的救灾救世模式。那个时候的王不光是能够吆三喝五有号召力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担当者，这是我们文学里保存的救灾经验。大禹只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领袖很多。商汤祷于桑林的故事也是如此。去年我在来这里讲“熊图腾”，讲过新发现的关于大禹的一段故事。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讲他食不重味，衣不图美。作为一位最高领导，亲身做出节衣缩食的社会表率，远近四方都来拥戴他，这个时候他树立起了一面中央大旗，上面绘着夏人的图腾——熊。

还有一个问题去年我没讲，就是大禹的家乡。大禹是哪里人？我可以宣称的是：大禹就是汶川人。是不是让大家吃惊了？大禹就是在这个多灾多难地区的一个民族英雄。他跟治水与天灾没有关系吗？我不是在写小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下面要举材料。关于大禹的古迹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到处都有，河南有一个禹州，去年在申报大禹文化之乡，我去评审。那里有均台，禹王庙等，文物不少。但是这些文物都不够古老。虽然有禹州之名，却是明代命名的。比较有力的证据在嵩山下面，历代帝王最看重的朝圣之地。中岳可以象征中央王权。嵩山下面有汉代留下来的古建筑遗迹启母阙。大禹的太太叫涂山氏，生个儿子叫启。启母阙有汉代画像石，上面还有一幅大禹化熊的图像。至少在两千年前当地的民间记忆中有关于大禹的图像记忆。这就说明那时有关于大禹治水的神话已经广为流传。四川汶川、茂县、北川等，刚好位于此次的地震带中心，关于大禹的古迹也非常多。西汉有一个川籍学者扬雄，写了一篇《蜀记》，说大禹的出生地叫广柔。那是汉代的一个县。汉代的西部地名往往与大汉帝国征服边疆的意志联系在一起。其中带有帝国意识形态的东西。用后殖民的话语说就是殖民命名，他要把你表述为文化上异己而野蛮的他者。儒家对付野性的最大的策略是攻心，去掉你身上的阳刚和攻击性，这就叫温柔敦厚。儒家诗教认为文学的最大作用是把人驯化。广柔这个地名暗示着汉代中央政权使异己柔化的命名策略。陕西距离四川最近的一个县叫宁强，本来写作“宁羌”。意思是要平定的、使之安宁不乱的对象就是羌人。这类地名很明白，甘肃的定西、武威，一看就明白。学者认为，汉代的广柔就是今天的汶川。这是汉代人的记载，不能说是两千年前的人凭空写下来的，理应有古老的依据。除此以外，《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大禹出西羌，不但把他的民族说出来，而且连方向都说出来了。还有范晔的《后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有关于大禹来自西羌的记载。这些都是关于大禹家乡的可靠记载。今天的汶川、北川都有大禹文化研究会。为什么这一多灾多难的民族地区能够贡献出一位华夏文明的救世主？与他的父亲鲧相比，大禹治水的方式是有另外的一个来源。从道理上很好讲，一个是堵塞一个是疏导。现在回过头来看：地震灾后最大问题是什么？一是瘟疫，二是洪水。高原周围悬置的这些堰塞湖，使整个的生态都变了，所谓的高岸为谷就是这个意思。大禹时代为什么洪水那么多？这是一个地震的多发地带。在中国，有记载的地震达八千多次，六级以上的一千多次。这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生态与文学的救灾主题难道没有关系吗？太有关系啦。看看今人如何治理这些悬湖。惟一的办法就是疏导泄洪。大禹治水为什么需要用疏导的方法？古今的现实对照中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吗？能否征服水患关系到农业文明的生死存亡问题。而洪水的直接起因可能就是地震产生的堰塞湖。21世纪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新的考古材料就有史前的大地震加水灾。那是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黄河源头一带。古人以为汶山是长江的源头所在。所以说河出昆仑，江出汶山。长江、黄河的源头就在是一个地带，如果放大拉开距离看，那就是整个的青藏高原板块的东北边缘。这边是云贵高原，那边是黄土高原。几个大板块的交界处，就是地震多发带。就在黄河源头的边上，青海的民合县，21世纪新挖出来一个喇家遗址，属于齐家文化，以大规模的玉礼器生产为突出特征，时间距今四年前左右，约相当于大禹治水的时代。相传大禹是在公元前21世纪治水，那时中国大地上的灾难到底是什么程度，把喇家遗址的考古报告一看，就明白了。今天在汶川地震中看到的一幕幕在四千年前的喇家遗址中早就上演过。一位母亲抱着孩子静止在那里。当时住的是窑洞，地震时窑洞塌了，随后又被洪水淹了。这个灾难的场面像化石一样保存在那里。这样的一幕发生在四千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其文化与中原王朝没有直接的关系。地点在甘肃与青海的交接处，正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这对于理解华夏文化源流很有启示。

从世界范围看，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性，其他文化都没有的，那就是对玉的崇拜。人类学研究文化特别注重把握特殊性。其他文化中没有的一个特性就是对玉的崇拜。从八千年前到林黛玉、贾宝玉的时代都没有变。贾宝玉怎么出生的，一看就明白。为什么中国文化这么崇拜玉？这与古代寻找河源的昆仑山有关。昆仑山有世界上最好的玉，即和田玉。在有了文字记载以后，我们都知道完璧归赵的故事，巴掌大的一块玉，15座城都不换。显然美玉已经被神化了。史前时代对中原的玉文化贡献最大的应该是以喇家遗址为代表的齐家文化，其族属不用说是羌人。不是今天汶川北川的羌族。古代的羌是中原以西的整个异族的总称，其活动的地带在今天河南的西部，山西的南部，陕西的大部，整个的甘肃和四川西北部。

这个地区是古代灾难的多发区，又是一个重要的民族走廊和文明通道。把横断山以南众多少数民族同中原华夏、西部氐羌联合在一起的，就是这条路。把甘南、陇南、陕南和川西联系起来。大量的移民从这里南去。为什么西南的彝族与苗族寻根的史诗中唱到自己的老家在昆仑山呢。显然由于有这条大通道的作用。中原中心的历史观对国人的制约已经有几千年，对于非中原地区关注很少。既然汶川的英雄大禹就是从这个中原以外的边地走出来的，大禹的族属又是西羌人。这就有理由把氐羌文化与夏文化来源联系起来考察。把整个河西走廊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带，喇家遗址的齐家文化玉礼器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与夏商周的玉礼器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华夏文化源头可能就有从西北和西南来的重要支脉。只是汉字没有记录下来，我们不知道罢了。在黄河边上的喇家遗址，今天是土族生活在那儿，跟藏族有亲缘的。此地在四千年前是一个文明礼仪中心，也许是一个古国的都城。如果把那里的文化和四川的三星堆联系起来看，会得到不少启发。我们原来只能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知道大禹是中华第一王朝的缔造者，还有这位英雄是羌人是汶川人。今天媒体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汶川人”。用学术语汇讲，这就是一种文化认同，这种认同的力量非常大，或者可以说，我们都是这位抗灾英雄的后代。

　　　　　　　　　　　　　　　　　　　　　　　　　　　　（录音整理：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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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head,Anne. Trauma Fiction. Edinburge University Press,2004.（创伤叙事）

【原载】 《比较文学报》200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