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山河同悲之时，与可重建和恢复的物质财产相比，我们更痛悼生命的永逝，痛惜这快土地曾经承载和包涵的人丰富的文化人类信息的不可再生。我们惧怕无常自然力面前的城殇，更惧怕城殇中的人脉和文脉的断裂。因此，才有国家总理亲赴灾区就地震遗址保护作指示，才有藏羌文化抢救性保护的强烈呼吁，才有分秒必争地抢救生命的同时，遗产保护悄然而坚决地进行。

地震发生之后一个月零两天的6月14日，迎来了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地震遗址博物馆的保护规划经过专家数次论证，选址正在落实；藏羌碉楼和古村落的紧急申遗也在一路绿灯下畅行无阻。然而，两个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去世，大量“非遗”影像资料的失踪，许多民间艺术实物的毁坏，已成为永远的损失。

一方面，与过往的历次大自然灾难相比，我国目前对人类自身文化历史的保护意识和能力已经极大地提高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不再可有可无，不再是单一的政府行政行为，它作为人类自身发展的必要需求，在民间有着强大的认同力和行为力。

另一方面，灾难猝不及防地降临，也让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产生了更深的危机感。由这种危机感，我们也会反思。反思源于教训，比如现行的各县兴建博物馆，在收藏展示条件不具备的前提下，许多文物除了偶尔作为各级领导的文化“外交”见一见人之外，大多被叠床架屋地摆放在没有恒温恒湿设备和保护条件的储藏室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带领调查组从灾区回来后表示地震中可移动文物的毁损基本集中在县级博物馆，就是证明。反思也源于经验，绵阳文物中心库房的“代管”，挽救了周边县千余件珍贵文物。都江堰文物修复工程之所以本月就能开工，要归功于这些年大家逐渐醒悟的电子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共享。完备的资料让修复变得相对简单，这当然是正面的经验，而教训也是深刻的——在川北这块文化资源丰富的土地上，个别民族民间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非遗”被轻慢了，珍贵的实物毁灭后，连可资记忆和研究的资料也无迹可寻，成为最可怕的失落和最彻底的掩埋。

反思的目的不是究责，而是更好地担责。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虽然越来越深入人心，但在专业领域还是一个新兴课题，技术能力和观念能力都急待提高。而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遗产保护显然“时不待我”。我们如何最大程度地规避损失，实施有效保护，为人类守护好精神的家园，这是一份沉重的责任，而不是时髦的话题和课题。

文化遗产的特殊性，注定了灾后文化生态的复建可能历时很长，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不必抢速度，也不必求数量，我们要竭力寻找媲护真实的历史文化信息，还人类一个真实、全面、客观的精神家园。这已经不是地震灾区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而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