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常有一事似不可解，就是无论他的研究对象是“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还是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渊源的考证，抑或是对钱柳因缘诗的释证，即不管研讨之具体领域如何陌生偏僻，都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吸引你不知不觉地进入他的文本之中，而与之共振共鸣，不敢稍有懈怠。

所以如是，原因很多，比如考证的详博、文笔的婉妙，并因而产生知识的魅力等等；但最主要的我以为还在于他“古典”和“今典”并用的治学特点，释证“古典”往往绾合着“今情”，著作中流溢着生命具现的现实感受和活泼泼的现代精神。这对于一个史学家而言，特别是被称做“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史学家，至为难能可贵。

要问陈著的现代精神或曰现代性是通过何种方式得以表达，我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史学观念和学术精神之中。《柳如是别传》是寅恪先生晚年最重要的著述，是为一代奇女子“洗烦冤”的著作。我曾说这是一部“借传修史“的典范，其意义远不是写一部通史所可比并。正是这部著作，作者的现代史学观念得到充分的展现。

姑举一例。传主河东君与钱牧斋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在茸城结缡，当时河东君24岁，钱牧斋60岁。越三年，1644年，清兵攻入北京，有“甲申之变”，南明弘光政权旋即成立，钱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钱柳很风光地从常熟老家赶到南京任所。但次年就是“乙酉之变”，强悍的清兵在多铎率领下打到了南京城下。这时，深明大义的柳如是提出与钱牧斋一起死节，钱牧斋怯懦不肯施行。于是河东君只身投水，又被钱牧斋拉住不得脱身。这是钱柳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野史稗乘记载甚多。最后，钱牧斋还是和王觉斯（即王铎，清代大书法家）等三十一位南明官员共同献城投降。按清廷的规定，文武降官连同他们的夫人一律要到北京去候旨发落。钱牧斋乖乖地去了（“随例北迁”），河东君却不肯同行，一个人留守南京，不久又回到常熟。寅恪先生在考订了这些史实之后，发为感慨说：“即此一端，足以愧杀诸命妇矣。”

不过当钱牧斋滞留燕都期间，河东君曾有与一郑姓或陈姓男子有私情之事，已闹得沸沸扬扬，致使钱牧斋的公子孙爱告到官府，杖杀相关之男性方才了事。第二年钱氏告病归南，不仅不责怪河东君，反而写诗为之辩护：“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又据一些野史笔记所载，钱牧斋还为此事把自己的儿子大骂了一顿，说：“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也？”此语一出，据说“闻者莫不掩口而笑”。而在此前，江南早有“老王八”“小王八”之谣，“老王八”指的就是钱牧斋。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例如《荷牐丛谈》的作者就认为钱氏所说是“平而恕”之论。

寅恪先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请看下面的叙说：

牧斋骂孙爱之原书，今不可见。依活埋庵道人所引，则深合希腊之逻辑。蒙叟精于内典，必通佛教因明之学，但于此不立圣言量，尤堪钦服。依明州野史玺翁所述，则一扫南宋以来贞节仅限于妇女一方面之谬说。自刘宋山阴公主后，无此合情合理之论。林氏乃极诋牧斋之人，然独许蒙叟此言为平恕，亦可见钱氏之论，实犁然有当于人心也。（参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869至8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钱牧斋在男女情事上的雅量，自有常人未可望其项背处，置诸今天，也不单是“思想解放”一语所能概括。“活埋庵道人”即指的是《荷牐丛谈》的作者，也就是“明州野史玺翁”，名字叫林玺的人，寅恪先生认为这个人的见解不循孔门圣说，颇切合事体情理，值得给予肯定，并征引西典逻辑之学加以佐证。还指出其说对破除南宋以来用道学束缚女性的不合理戒律所起的作用。盖宋儒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教条，只约束妇女，而宽大男性，寅恪先生认为这是十足的谬说。

这个例证，映现出寅恪先生的不拘成说的史学观念，实具有极强烈的现代性。

实际上寅恪先生的整个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都属于现代的范畴。他从13岁留学日本，前后有十多年的时间四海游学，西学修养和西学训练自不待言。只不过他的西学根底已全部融入己身的学养之中，是水中之盐，而不是眼中之沙，因而文本著述中常常不留一丝痕迹，使得不明底里者只看到陈学之“旧”，而忽略了“旧”中之新。要之寅恪先生自是现代学者，应无异议。何止《柳如是别传》，陈著中蕴涵现代文化生命律动的例证触处皆是，限于篇幅，兹不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