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的研究居然把‘中国’弄丢了，研究工具和问题都是西方的，所有的成果也用西方标准衡量。”学者邓正来日前在华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揭幕论坛上一针见血地说。在这一论坛上，与会学者对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忧虑。         

以知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命名的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揭牌成立，在同时举行的“人文研究跨学科论坛”上，邓正来、许倬云、许纪霖、黄俊杰等华人学者就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展开讨论和反思。

问题：西方化、唯学科化、泡沫化……

“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出了问题，不知道这些问题谈发展是不可能的。”刚刚来到复旦大学的邓正来教授说，在他看来，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西方化倾向”和“唯学科化”。与“西方化倾向”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是更为狭隘的“唯学科化”，“这种倾向肢解了中国，把原本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活生生的中国，肢解成一个个孤立而互不相干的切片。”

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教授认为，目前人文社科研究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工程导向化，纯粹量化指标导向”，“在1970年代末，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还是以问题导向为主，只是从1990年代开始学科导向，背后是利益取向，现在我们非常需要回到问题导向。”刘康教授说。

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楼宇烈教授最痛心的还是近百年来学术研究方法以西方经验为主，不重视中国经验，“我们意识到要强调传统、人文等，但更多是把这些当作知识，而非价值、思维方法和自我自觉。”

而在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看来，人文社科目前所谓的学科繁荣是“泡沫化”的，“规范化成了形式化；制度化变成行政化，即行政直接管理学术，1980年代没有钱有自由，现在有钱自由哪里去了？而学科化与封建化对应，学科话语成了黑话，不同学科之间的公共语言在哪里？”

出路： 超越国家中心、学科界限

问题一大堆，那中国人文社科的出路和未来发展在哪里？台湾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黄俊杰院长表示，进入21世纪，人文社科的新动向与全球化潮流、亚洲崛起相激相成，东亚人文研究迫切需要新的趋势和倾向。“东亚学者要将东亚作为整体出发思考，逐渐从国家中心主义转向东亚研究视野。”

虽然诸多学者对学科分类日益细化和专业化有诸多诟病，但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认为，学科分类是自然现象，不是弊病，也不是要治的病，要改善的是学科研究的人文关怀，“西方、中国那些东西都要学，事实本身是最为重要的。”对跨学科交流问题，王家范教授认为，“跨学科研究的目标是整体研究。”华师大杨国荣教授也认为，确实需要知识分类，“但在为学科设置界限的同时，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交流”。而建立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就是“寻找学科公共性的努力之一”，杨国荣说。

高研院：培养大师还是人文价值重建？

近几年来，国内人文社科高研院建设方兴未艾，而世界第一所人文社科高研院由普林斯顿大学在1933年设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教授认为高等研究院应该是，“知识界、知识人的先锋营，蒙着眼睛往前打，然后恍然打出新的世界。”

许纪霖认为，人文社科高研院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大师，否则大楼就没有意义。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则认为，国内大学纷纷设立高等研究院，要有平常心，“知识生产成果无法策划，可遇不可求，我的观察是中美本科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本科生质量越来越差，如此一来不仅是高等研究院培养大师免谈，研究生教育也免谈。高研院的成果，取决于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状况。”

台湾大学廖咸浩教授也表示，高研院不应只是学校的一个附属机构，它需要影响大学人文价值重建，对普通本科生而言通过这个机构感受到人文价值，这点在这个人文价值和关怀日益失落、大学日益职场化的今天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