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有其有形的存在，也有其无形的存在。校园、老师、学生、职工，甚至校徽、校歌、校训、校旗，是有形的存在。气质、风度、品格、精神，是无形的存在。北大的有形存在颇多含糊，北大的无形存在格外鲜明。

我们的北大经历过好几次分分合合，对许多人而言，自己的校友身份并不十分明朗。西南联大不好说，周作人的北大也不好说，燕大的不大好说，相反台湾大学倒是经常有校友自称北大的。我们的校园经历过一次由沙滩到燕园大的迁移，因此，红楼、民主广场，对许多北大人来讲是陌生的、遥远的地方。听不同年龄的校友们回忆和描述那刻写着他们青春岁月的建筑和草木，我们甚至会怀疑那说的是两个学校。北大的校训版本众多，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到“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未有定论。北大的校歌版本众多，从30年代吴梅先生的“景山门启幕帏成”到胡适先生的“兰花草”，从《燕园情》到《未名湖是个海洋》，莫衷一是。北大的校徽目前比较确定，由鲁迅先生受蔡元培校长之托于1917年8月设计，采用过一段时间，也被长期弃用过。2007年6月13日，学校发布校徽标准图案和校色标准（北大红），算是有了正式认定的校徽和校色。但是对校徽的解释却有多种版本。对于这个由上面两个背靠背侧立的人像和下面一个正立的人像构成的图案，有的说意指“以人为本”，有的说意指大学由“大”师和“大”学生组成，有的说意指下面的教师托起上面的学生，学生则站在巨人的肩上，也有的说下面的“北大”肩负着民族振兴的重担，还有的说整体图案有愁眉苦脸之相，象征着北大承担着民族的苦难，先天下之忧而忧。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最后，“未名湖”之名，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的有形存在里充满着的不确定性。

有形存在的含糊和不确定，反衬出无形存在的鲜明。我们北大，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无形的存在而获得自我认同。北大的学子们和校友们，通过自己在母校习得的处事风格、外在气质和思想境界相互认同。而绵延不绝的北大自身，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存在。

大学本来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由校园、校舍、老师、学生、校规组成，但又不能归结为这些。它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是稳定的又是流动的。青春的激流年复一年地注入这里，在这里聚精会神、蓄势待发，在这里喧腾激荡、奋发张扬，然后带着这里的神韵奔向远方。因着源头活水的不断注入，多么老旧的大学都永远保持着青春的面孔；也因为它的成员处在不断流变之中，大学的精神气质得以年复一年地发扬光大。

精神的存在是一种自由的存在。它独立不依、自主自足，以显其高贵；但又自我批判、自我超越，以显其活力。所有的精神作为精神，都有这种自由的品性，丧失这种品性，就不成其为精神。中古以来，精神从大学这种文教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外化形式，大学从而成了自由思想的庇护所，成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武库。世界精神有时骑在马背之上，但通常寓居大学里。大学是真理的居所，大学精神就是世界精神。

“立新学祖庭”的北大，正是在中国走向世界、接纳世界精神的过程中诞生成长的。北大作为精神，正是中国版的大学精神。此精神，并非北大一所大学所当有，而是所有中国大学所当有。此精神，为一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深刻认同。他们不是认同现实的北大，而是认同这种精神。北大不过有幸历史性地成为了这种大学精神的外在形式。历史上北大人那种“被选择”的使命感，北大师生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自由”亲缘，原因盖出于此。

精神是现实的否定。北大诞生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诞生在变法维新又遭失败的腥风血雨之中，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北大创立的直接目标是，告别传统的科举制度，建立西方式的教育制度；但此举不过是全面走向现代化的肇始。在北大成长壮大的过程中，现代化的预设和逻辑一再地发挥作用，并酿成与外部现实的激烈冲突。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学生运动始终是中国现代民族救亡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而每次学生运动，北大学生都理所当然地冲在前列。

精神对现实的否定也体现在现实的大学自身上。当大学沦为单纯工具的时候，当大学为市场和体制左右丧失自主性的时候，当人们惊呼大学精神堕落的时候，现实中北大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便受到了更多的挑剔和关注，便收获了更多的批评和指责。这是因为，北大是一个象征。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对别的大学只是具体的问题，对北大则是一种内在逻辑的自我背离，因而最容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对北大现实的批评，无论来自校内的还是校外的，我认为都带着对大学精神的呼唤，对自由的诉求和期盼。人们熟知的事实是，北大人对自己的母校、对自己的校友发出的公开批评最多、最尖锐。这是精神北大对于现实北大的否定，精神就是在这种否定之中彰显自己。

精神是自我否定的，充满着内在的张力。中国近代的大学精神里其实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除旧革新，师法西方的文明路径，人们通常耳熟能详所谓“科学、民主”，所谓“启蒙、新民”，都是这一主题的表现。然而，科学为何？民主为何？启蒙为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直接服务于“救亡”的爱国主义需要。这就涉及到近代大学精神里另一经常隐而不显从而经常遭到忽视的主题：维系道统学统，传递华夏文明之薪火。“上承太学正统”的京师大学堂之所以能够在变法失败后幸存下来，原因就在于，光绪之所以设立大学堂本来就是要取代国子监，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最高机构，而这个立意是慈禧都认可的。培养的方式、学习的内容会发生改变，但其所承担的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的职能却没有改变。因此，大学堂先天地承继着传统的教育理念，它要培养的必定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那种仁人志士，要追求的必定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种求学问道的最高境界。在北大的精神里面，“继绝学、立心命、开太平”这一部分，与“民主、科学”恰恰构成一种张力。过去一百年来，这两者通常被认为是一致的，从而消解了它们之间的张力。然而，没有了内在的张力，大学精神就会成为教条和口号。其实，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守成与创新、文科与理科、传道与授业、养成人格与培养人材、捍卫自由理念与服务国家社会，确实是现代中国大学面临的基本困惑和二难选择。正视这一张力，是今日中国大学，首先是北大，自己为自己开辟未来的必由之路。

每当母校大庆的时候，校友们总是愿意奉上自己温馨的回忆和感悟。这些文字，为人们评判这所学校的风格和品质提供鲜活的根据，为在校学生继续创造母校的精神风貌提供模板范式。我从北大毕业，又在北大教书，写上一点感想，献给母校的110周年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