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治”的贯通向来是儒家的理想，但和许许多多儒家士大夫不一样的是，曾国藩努力通过“礼”去实现“学”与“治”的贯通：他的礼学已经实践化为一种礼治的经世活动与制度建设，他的礼治又是以深厚的礼学为思想基础与学术依托的。这样，曾国藩的礼学便有了不同于其他礼学家的学术特色，同样，他的礼治又有了不同于其他军政大臣的风貌。

清代礼学是在乾嘉汉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故而不管是礼经学还是礼仪学的研究，均具有鲜明的重考据训诂的乾嘉汉学的特色。曾国藩的礼学就明显受到这一学术风范的影响。从他的全集中《读书录·经》所记载的有关礼经学的心得笔记来看，他确是对《周礼》、《仪礼》、《礼记》的三礼下过功夫，无论是对三礼的旧注，还是清代汉学家顾炎武、张尔歧、戴震等人的新注，他均能从文字训诂、文献考订等方面作出客观分析，体现出乾嘉汉学治礼的学术风格。

清代乾嘉汉学派是在批判宋明理学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清代学人中，曾国藩却是以理学名世，不仅清廷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当时学界也普遍将他看作是“理学家”。事实上，曾国藩不仅不像乾嘉学者那样贬抑程朱理学，相反，他一直十分推崇理学，在传统的各种知识学问中，一直是将义理之学作为一切学问的根本。本来，清乾嘉学者推崇礼学，甚至倡导“以礼代理”，但是，在曾国藩的礼学中，“理”却总是“礼”的最高依据。他曾专门著有《顺性命之理论》，将人的视、听、言、动所必须遵循的“礼”，归之于人必须顺从的“性命之理”，“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顺焉而已矣。”

关于曾国藩之礼学“兼综汉宋”这一特色，早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认同。但对于他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汉宋兼容学风的原因，人们却往往将其归结为时代的或地域的学术风尚。其实，我们更应该从曾国藩的学、治贯通来进一步深入考察其汉宋兼容的原因。对于曾国藩而言，他对一切知识学问的追求与取舍，均是以修己治人为宗旨。礼学之所以重要，也恰恰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所以，他的礼学采取汉宋兼收的态度，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他个人对各种学术流派、风格的宽容态度，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他坚持学术不能离开经世实践，他说：“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显然，他兼容汉宋之学也是由于他坚持学、治必须统一、贯通。事实上，他一直认为汉、宋两种学术流派均有益于修己治人，在他那里，修己治人的经世情怀往往要高于学术正统、派系之争。所以，曾国藩能够无学术门第之见，兼收汉宋各家之长。一方面，由于礼学作为一种经世之学范围广大，有关经世治国所需要的天文、地理、军政、官制等大小事情无不揽括其中，但由于两千多年的时间洗理，礼学逐渐衰微，曾氏认为必须经过乾嘉学者的历史研究、文献考订，才能使礼学转化为清代政治所需的经世之术、经济之学。所以曾国藩十分赞同“礼非考据不明”的说法，他希望的“明礼”就要通过历史、文献的考证以探索经邦济世的礼仪制度、治国方略，即如他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无论是礼经的经典诠释，还是礼仪的历史考订，均是为了寻求“经世之术”。另一方面，曾国藩对程朱理学的尊崇，突出了“性命之理”作为礼仪的最终依据，也主要是强调了礼的内在精神与主体自觉。曾国藩作为晚清著名的理学经世派人物，坚持程朱的义理之学与经世之术息息相关。正由于曾国藩的学术是以修己治人、经邦济世为目标，这样，他虽然尊崇汉学并从事汉学研究，但是并没有染上汉学的繁琐、杂芜；他虽然特别信奉理学，按理学的要求去完成“礼”的身心实践，但又无其他理学家的迂腐、空疏。

总之，曾国藩的礼学因与经世实践的直接关联而形成自己的鲜明学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