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由秋瑾案引出的问题

秋瑾是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象征，著名的女革命家，这是历史给予秋瑾一生革命贡献及其影响的确切定位。以往学术界对于秋瑾革命历史的本身，如秋瑾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秋瑾的革命思想及其革命经历与贡献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是以承认秋瑾革命家地位为前提，又是对秋瑾革命家地位的进一步肯认。但是，历史曾经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秋瑾被浙江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时，当时的一般舆论并不认为秋瑾是革命党人，并为此与官府展开了激烈的抗争。

1907年7月15日，因受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案的株连，浙江官府在绍兴轩亭口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当时，一般民间舆论对于浙江官府制造的秋瑾案，从证据到性质，都进行了根本的否定：一方面认为秋瑾只是一个学界爱国新女性而不是革命党人，另一方面认为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因而得出秋瑾案是一桩典型冤案的结论。[1]

民间舆论之所以敢于否定秋瑾案，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关于秋瑾本身的。其时，秋瑾虽然秘密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并在积极联络革命力量，加紧进行革命活动，但是，她的公开身份则主要是以归国留学生资格而出任绍兴明道女学堂、吴兴南浔女学堂、绍兴大通学堂及其附设体育会教员等职。更重要的是，秋瑾的革命尚在密谋状态，而没有公开发动的事实。二是时代的。当时清政府已公开标榜预备立宪，“庶政公诸舆论”，[2] 是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中的说法，也是预备立宪时期民间舆论得以发扬的冠冕堂皇的依据。浙江官府在处理秋瑾案上的种种作为，在民间舆论看来，均是野蛮的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根本不合宪政制度下的法制规范。舆论甚至认为，即使秋瑾确系徐锡麟党羽而有革命党之嫌，因尚未发动，按理说也不应该如此草率办案。“浙省之秋瑾与大通学堂，姑无论是否果为徐党；就令确为徐党，亦不过在预备阴谋之列。以常事犯论之，祇有预备阴谋、未至措手实行者无罪，所谓祇问行为、不问意思，刑法无诛意之条，与道德宗教判然殊也。以国事犯论之，预备者比措手实行者减一等，若阴谋未至预备者减二等，此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也。”[3] 但浙江官府并没有按照“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来做，却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举措，正是无视法制规范而肆意践踏人权的野蛮行径，完全剥夺了人民的基本人权甚至生命权。“此次之党狱，政府官吏之对于我人民，可谓侵削生命权之甚矣。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诬。一切敲诈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无一线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处不得自由，书信不得自由，一切营业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权，大概尽为所侵削，而复日处生命危险之地位。”[4] 这是与以发扬民权为根本精神的宪政理念背道而驰的。由此，民间舆论便进而怀疑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真实性，并对其宪政前途深感疑虑。“就今日皖变观之，毕现政府专制野蛮真面目，而后知乌头可白、马角可生，立宪竟不可期也。呜呼，政府将以此终古耶！”[5]  民间舆论从抨击秋瑾案出发，转而攻击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信心与前途，这是日暮途穷的清政府实在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显然，民间舆论以宪政精神为思想武器来否定秋瑾案，使正在标榜预备立宪的清政府处境颇为尴尬。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官府与民间关于秋瑾案性质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双方对秋瑾身份认定的歧异。历史的悖论在于：浙江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而使其以革命家的形象名垂青史，但当时的民间舆论并不认为秋瑾是革命党人。可以说，秋瑾虽然是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先驱人物，但她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那么，秋瑾的革命家形象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这是本文试图着重探讨的问题。

舆论效应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

秋瑾被浙江官府处死时，引起了江浙舆论公愤。虽然民间舆论对于秋瑾是否革命党人的问题总是闪烁其辞，甚至对浙江官府公布的秋瑾革命罪案严词批驳，但事实上，通过舆论的大肆渲染，秋瑾的革命英雄形象业已初显端倪，并逐渐高大起来。

通过舆论的宣扬，对于秋瑾的形象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印象：

其一，秋瑾是学界爱国新女性的代表人物。秋瑾案发后，一般民间舆论多以之为爱国新女性，因被徐锡麟案株连而惨死，大都深表同情。如《申报》云：“秋瑾女士曾至日本游学，程度颇高。近被人指为徐锡麟党羽，遂被拿获，立予斩决。闻者莫不慄慄”。[6] 秋瑾“殊负新学名誉，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7] 《南方报》称：“学界中人以秋女士实为女学界不可多得之人，名誉卓著，咸皆惨惜。”[8]

其二，秋瑾是女权革命的代表人物。《时报》相继发表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的来稿《秋女士传》和《纪秋女士遗事》，认为秋瑾是一个如“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一样的女权革命者。“女士平时持论谓：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9] 《申报》在发表《秋瑾之演说》时，编者特写文前按语，认为秋瑾所主张的革命乃“男女革命”，所谓“汲汲焉提倡女学，以图女子之独立”，其实并不是“种族革命”，而“今乃以种族革命见杀，论者所以冤之也”。[10]

其三，秋瑾是新时代女界革命英雄的代表人物。《时报》刊载明夷女史来稿《敬告女界同胞》称：“秋女士平日之宗旨，或主革命，或以他故而波及，俱不能深悉。…… 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尠。欧学东渐以来，国民渐知民族的国民主义，大声疾呼，以救危亡，然皆出于男子，而女界无与也。女界之愚弱，仍如故也。故新学之士动谓我二万万同胞为无用，动谓女子为男子累。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人皆谓秋女士之死，阻我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尠。盖秋瑾之革命虽未见实行，而政府杀之也以革命故，则秋瑾即非革命党，而亦不得不革命，何也？政府加之，人民即不得不公认之。然则秋瑾果系革命与否，不必深辨。而秋瑾终不能辞革命之罪，即亦不能辞革命之名。…… 吾知继秋瑾之后者将闻风接踵而起，崇拜之，欣慕之，女界革命之传播，必速于置邮而传命，今日者特其起点而已。政府诸公果能举二万万之女子而尽杀之斯已耳，否则，民智大开，禁闭乏术，人人可以革命，即人人可以为秋瑾，是不啻杀一秋瑾，而适以生千百秋瑾，一秋瑾易杀，而千百秋瑾难除也。…… 愿我二万万同胞人人心中有秋瑾之铜像，人人脑中有秋瑾之纪念，则秋瑾虽死犹生。”[11] 在这里，秋瑾是否革命党人的问题看似模棱两可，其实是不言自明的。秋瑾被清政府以革命罪惨杀，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女界革命英杰，她的死应当成为新时代女性觉醒的契机。

可见，在清朝官府宣布秋瑾的革命罪状和民间舆论予以否认批驳的过程中，秋瑾的革命家形象便自然地映现在人们的心目之中。

革命领导人的褒扬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政治权威合法化

秋瑾的革命家形象是否得到革命党人的认同呢？答案是肯定的。

皖浙事变中，秋瑾与徐锡麟等革命志士的死难，不仅引起了一般社会舆论的震惊，更使革命党人深切关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16号各以整页的篇幅刊登了徐锡麟与秋瑾的大幅照片。章太炎等人曾在东京开追悼会，公祭秋瑾与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章太炎还为秋瑾的诗词集《秋瑾集》作序。[12] 尚在奔走革命的孙中山曾对同盟会员邵力子说：“秋侠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同志。”他还指示陈其美回国营救秋瑾旧部王金发。[13] 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撰《浙案纪略》，为秋瑾立传，详叙秋瑾加入光复会及其在浙江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事迹。传末赞曰：“秋瑾席诸党人已成之业，发挥其手腕，改弦而更张之，未及三月，而难作，竟以身殉。记曰：‘谋人之邦国，败则死之。’秋瑾有焉。”[14] 显然，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的革命党人，都充分肯认了秋瑾是为反清革命而殉难的英雄。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造就了英雄，英雄导引着革命。孙中山、周恩来等历代革命领袖人物对秋瑾革命事迹的褒扬，为中国民主革命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同时也使秋瑾的革命家形象得到政治权威的合法化认同。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人物。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曾多次表彰秋瑾的革命事迹。1912年12月，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的孙中山莅临杭州，在革命党人欢迎会上的演讲中称秋瑾为“最好的同志秋女侠”，并亲到西泠桥畔祭吊秋瑾烈士墓。据说，他还欣然允任秋社名誉社长，并挥毫题词：“鉴湖女侠千古巾帼英雄。”同时拟撰楹联一幅：“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1916年8月，讨袁之役胜利不久，孙中山再到杭州凭吊秋瑾墓，称秋瑾为“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随后，孙中山又在绍兴各界欢迎会上演讲说：“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复事业，功莫大焉！”1918年，孙中山在所著《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再次把秋瑾与徐锡麟、熊成基等革命志士并称，褒扬其革命功绩。[15]

周恩来是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及革命胜利后，他也曾多次表彰秋瑾的革命贡献。1939年春，时在重庆任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回绍兴故乡，曾给表妹王去病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他认为：秋瑾是一个带头打破“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束缚的“新女性”，是一个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驱者”。解放以后，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然非常关心绍兴秋瑾纪念馆的成立事宜，并号召文艺界撰写有关秋瑾的文艺作品。1973年春，他在与王去病的谈话中，曾经明确地说：“秋瑾是资产阶级革命家”。[16] 这是中共领导人对秋瑾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历史定位。

另外，吴玉章、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著名革命领导人，也曾为纪念秋瑾题词。1958年9月，吴玉章题词：“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秋瑾烈士永垂不朽！”1979年8月，宋庆龄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俦侠名。”[17] 1987年6月，邓颖超题词：“秋瑾女杰，坚强不屈，英勇就义，永垂不朽！”同年7月，康克清题词：“秋瑾英烈，光照千秋！”[18] 这些题词，既是对秋瑾革命功业的颂扬，同时又时刻提醒国人深切缅怀秋瑾的革命业绩。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正是在一代代革命领导人的积极倡导下，各种民间与政府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使秋瑾的英名永垂革命史册。1908年初，秋瑾生前好友徐自华、吴芝瑛等人，将秋瑾的灵柩安葬在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并在凤林寺开追悼会。稍后，徐自华又与南社诗人陈去病等人密结“秋社”，以号召海内。1912年，民国成立后，浙江省政府允拨西湖刘典祠归秋社，改修秋祠。在秋瑾成仁五周年之日（阴历六月初六日），秋社同人在杭州西湖凤林寺开纪念大会，并征集秋烈士遗物。湖南妇女界及同盟会呈请都督府批准，将长沙市陈湜祠改建秋女烈士祠。王金发等人还以秋瑾的号为名，在上海创办竞雄女学，以资纪念。1930年，浙江绍兴轩亭口建立秋瑾烈士纪念碑，由蔡元培撰写碑文。1957年，为纪念秋瑾就义五十周年，《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人民画报》等报刊发刊各种纪念文字和画刊。1958年，浙江绍兴人民委员会在秋瑾故居成立秋瑾纪念馆，由何香凝亲笔书写“秋瑾故居”匾额。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西湖畔重建秋瑾烈士墓，并用汉白玉大理石建立秋瑾雕像。[19] 各种纪念活动，尤其是政府支持或主办的纪念活动，可以说是秋瑾的革命家形象得到政治权威合法化认同的保证。

学术研究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学理支持

由于秋瑾之死颇有轰动性的舆论效应，这便使她迅速成为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人们关注她，纪念她，进而研究她。据不完全统计，自秋瑾去世至今近百年中，学界已发表研究和介绍秋瑾的学术论文与文章在200篇以上，出版各种传记、年谱、普及读物及资料集约有50种左右。[20] 这些对于秋瑾研究与介绍的文字，不但数量甚多，而且时间上连绵不断，有历久不衰之势。这是一般的历史人物难得享受的殊荣。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与郭沫若论述秋瑾的文字，由于他们在中国史学界崇高的学术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文字确立了评价秋瑾历史地位的基调。

1956年，范文澜在《中国妇女》杂志发表一篇回忆性的学术文字《女革命家秋瑾》，径称秋瑾为“女革命家”，认为：“秋瑾是中国历史上妇女的伟大代表人物。”“她认定革命是救国的唯一道路”，并“坚决走革命道路”。“她在轩亭口从容就义，用纯洁的血为中国妇女画出了一条鲜明的路线来，后来千千万万的爱国妇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队伍，正像秋瑾所希望的那样，为‘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21]

1958年，郭沫若为《秋瑾史迹》作序，称：“秋瑾烈士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她是一位先觉者，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了给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她在生前和死后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22]

范老、郭老充分肯定了秋瑾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贡献，因此慷慨地赠送她“女革命家”的称号便属理所当然。20世纪80年代初，几种重要的辛亥革命史著作，都着重描述了秋瑾在妇女解放与反清革命两方面的业绩，并对秋瑾作了类似的评价。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称秋瑾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卓越女英雄”。[23] 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认为：“秋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一位杰出的女英雄。”[24] 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更是明确地认定：“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女革命家”，“是中国第一个为民族民主革命流血的女革命家。”[25]

大陆学者研究秋瑾的代表作当推郑云山、陈德禾著的《秋瑾评传》。该书通过详细论述秋瑾为反清革命、为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运动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充分论证了这样一个中心论点：“秋瑾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爱国者。”[26] 这是大陆学者普遍接收的有代表性的观点。

台湾学者研究秋瑾的重要著作是杨碧玉著的《秋瑾政治人格之研究》。作者在《自序》中说明，该书拟从政治心理学的方向探讨这样几个问题：秋瑾为何成为清末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秋瑾采用什么方法与态度以达到其提倡妇女运动的目标及革命的理想？秋瑾何以能为革命而从容就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具体探讨，其对秋瑾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是：秋瑾是“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位女烈士。终其一生，她都在为伸张女权而奋斗，在为革命建国而努力，把妇女运动与排满的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27] 这与大陆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

所有关于秋瑾研究和介绍的文字，均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建构了秋瑾从事女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基本史实，从而从学理上支持了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

文艺形象的塑造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世俗化

秋瑾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作为清末革命女性的先驱人物，其行为确有不同寻常之处，且不论其主动与丈夫离异、只身赴东洋留学等惊世骇俗之举，即是日常生活方式，也颇为怪异而令人惊奇。“女士平日乘马驶骤，且作男子洋装，或送以目，或称为奇事也”。[28] 当时，作为新潮女性的秋瑾被官府砍头，这更增添了浓郁的传奇色彩。这无疑是文艺创作的绝好题材。

据近人研究，在秋瑾就义不久，《小说林》杂志就连续刊出了多种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和戏曲。小说有包天笑的连载长篇《碧血幕》，戏曲有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龙禅居士的《碧血碑》杂剧、啸卢的《轩亭血》传奇等。其他相关题材的小说有静观子的《六月霜》、尚武静观自得主人的《女铜象》、红叶的《十年游学记》、哀民的《轩亭恨》、无生的《轩亭复活记》（后改题《秋瑾再生记》）；戏曲有悲秋散人的《秋海棠》杂剧、伤时子的《苍鹰击》传奇，尤以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传奇和古越嬴宗季女的《六月霜》传奇最为著名。民国成立前后，文明戏时兴起来，鉴湖女侠的形象开始被搬上舞台，进化团和春阳社两家文明戏剧团首先演出《秋瑾》，随后新民社、民鸣社、开阳社、启明社等剧团也相继上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清末民初的各种小说、传奇、杂剧和文明戏，所写秋瑾故事，重点突出一个“冤”字，主要着眼的是秋瑾敢于反抗家庭而倡导男女平权的娜拉式的新女性形象，所刻画的秋瑾形象尚不够完整、真实和高大。1936年冬，夏衍写出了第一个话剧本《自由花》，后在40年代改名为《秋瑾传》，才真正恢复了秋瑾的不仅是女权主义者而且是民族民主革命家的本来面目。1940年，在吴玉章和徐特立两位革命老人的提议和支持下，“三八”妇女节时还在革命圣地延安上演了四幕话剧《秋瑾》，对于塑造秋瑾的革命艺术形象更具象征意义。解放后，各种地方戏曲也相继上演秋瑾戏。1958-1962年，柯灵根据夏衍的话剧本改编为电影剧本。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中国戏剧舞台更出现一阵“秋瑾热”：北京京剧院二团的《风雨千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二团的《秋风秋雨》、浙江歌舞团的《秋瑾》、杭州话剧团的《秋瑾》、江苏省昆剧团的《鉴湖女侠》、天津市京剧三团的《鉴湖女侠》、安徽芜湖市梨黄戏剧团的《鉴湖碧血》等，以话剧、京剧、昆剧甚至芭蕾舞剧等多种剧目，塑造了丰富多彩的秋瑾艺术形象。更值得一提的是，黄宗江、谢晋根据夏衍、柯灵原著改编了电影剧本《秋瑾》，由谢晋导演，在上海摄制了首部彩色宽银幕电影片，将秋瑾的艺术形象搬上了电影银幕。[29]

1995年，为了纪念秋瑾诞辰120周年，浙江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拍摄了八集越剧电视连续剧《秋瑾》。有评论家认为：“电视剧所着力塑造的秋瑾这个光彩照人形象，是一个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30]

从小说、戏曲、话剧到电影与电视，通过各种传统文艺形式的表现和现代大众媒体的传播，秋瑾的女性革命家形象逐渐获得民众与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

结论：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

历史人物研究中有一个近似于“马太效用”的现象：对于某个历史人物，由于某些历史因素的机缘际会，人们关注得较多，研究也较多，其形象自然就会被逐渐放大，相关的历史记忆也相应地会逐渐强化起来，因而可能在悠远的历史长程中占有难以磨灭的一席之地；反之，如果较少人关注，较少人研究，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默默无闻地淹没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之中，最终被历史所遗忘。秋瑾有幸成了前者的一个典型。她去世至今将近百年，不但没有被历史遗忘，其革命家形象反而愈益高大，并不断地受到人们的崇敬与怀念。

建构秋瑾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因素固然甚多，但关键的一点是颇有意味的，那就是她作为女性的性别优势。秋瑾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潮流的产物。可以说，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这一点往往被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出来讨论。

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秋瑾案本是徐锡麟案之余波，但秋瑾案发后，随即便迅速抢占镜头，成为舆论集中关注的焦点。个中玄机很是值得考究。按理说，徐锡麟一举刺死安徽巡抚恩铭，并遭受“剖腹”而“先剜心祭酒再斩首级”的酷刑，[31] 其英雄壮举与牺牲之惨烈程度，都是秋瑾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徐锡麟身后的英名却似乎比不上秋瑾。那么，究竟何以如此呢？近年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性别因素的作用，认为：“秋瑾作为女性而就义这一性别的因素，在使其死事迅速曼衍、掀起轩然大波的过程中，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32] 的确，秋瑾以一弱女子与革命案件相牵连而遭到官府的杀害，当然更是破天荒的惊天动地的故事。这一性别的优势，又实在是徐锡麟所无法比拟的。

总之，在秋瑾去世时，各种社会舆论充分关注秋瑾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她的女性性别的特殊意义。秋瑾去世后，孙中山、周恩来等革命领导人褒扬秋瑾，学术界研究秋瑾，文艺界宣扬秋瑾，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女性性别的特殊意义。老革命党人吴玉章给秋瑾的历史地位评价说：“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她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33]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离不开作为“半边天”的女性。秋瑾有幸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代表近代中国革命女性的颇具象征性意义的标志性历史人物。

[1] 民间舆论就秋瑾案攻击浙江官府的基本情形，参见夏晓虹：《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晚清社会与文化》第208-24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以及拙文：《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敭与秋瑾案为例》，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4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1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 《论皖抚与浙抚办理革党之比较》，《时报》1907年7月24日。

[4] 《论生命权》，《时报》1907年8月2日。

[5] 彦农来稿：《论政府今日不可强立征服地位》，《时报》1907年8月11日。

[6] 《查封徐锡麟家产学堂之骚扰》，《申报》1907年7月18日。

[7] 《皖抚恩新帅被刺十一志》，《申报》1907年7月21日。

[8] 《越郡党祸风潮纪实》，《南方报》1907年8月2日。

[9] 吴芝瑛来稿：《秋女士传》、《纪秋女士遗事》，《时报》1907年7月21、25日。

[10] 《秋瑾的演说》，《申报》1907年7月22日。

[11] 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时报》1907年8月10日。

[1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册，第233-23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祭文与序文刊于当年的《民报》第17号，第117-119页，1907年10月24日。

[13] 《孙中山六论秋瑾》，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第1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

[14] 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3册，第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15] 以上参见《孙中山六论秋瑾》，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第1-4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

[16] 以上参见《周恩来五论秋瑾》，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第5-7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

[17] 吴玉章、宋庆龄题词，见《秋瑾史迹》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8] 邓颖超、康克清题词，见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卷首，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

[19] 以上关于纪念秋瑾各项活动的事实，主要参考陈象恭：《纪念秋瑾活动大事记》，《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第107-1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按：关于绍兴轩亭口秋瑾烈士纪念碑建立时间，该书系于1920年，今据蔡元培《秋侠就义纪念碑文》（周芾棠、秋仲英、陈德和辑《秋瑾史料》，第5-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予以改正。

[20] 资料来源如下：（1）陈象恭：《研究秋瑾文章史料目录索引》，《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第123-1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2）晨朵：《1949年以来全国出版关于秋瑾的单行本著作一览表》，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第193-194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3）余幼钦、林颖：《辛亥革命研究论文目录索引（1949-1990）》，林增平、郭汉民、饶怀民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第677-682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4）《近代史研究》历年所载1978-2003年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5）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中国学术期刊网1994-2004年论文检索。

[21] 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周芾棠、秋仲英、陈德和辑《秋瑾史料》，第1-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2] 郭沫若序，见《秋瑾史迹》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3]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4]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册，第4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第183、19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6] 郑云山、陈德禾：《秋瑾评传》第1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按：陈旭麓先生为该书作序，也充分肯定地认为：“秋瑾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富有开创性格的杰出女性”，她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旗帜”和“中国民主革命领先的女革命家”。

[27] 杨碧玉：《秋瑾政治人格之研究》，自序，台北：正中书局，1989。

[28] 《越郡党祸风潮纪实》，《南方报》1907年8月2日。范文澜先生的回忆可为佐证，他说：“我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她骑着马来了，我们跑到马左马右瞪眼看她，她也看我们。”参见《女革命家秋瑾》，周芾棠、秋仲英、陈德和辑《秋瑾史料》，第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9] 以上参见魏绍昌：《秋瑾的艺术形象永垂不朽——从传奇、文明戏到话剧和电影》，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第512-53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30] 荀春荣：《慷慨悲歌唱革命——看越剧电视连续剧〈秋瑾〉》，《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4期，第87页。

[31] 《皖抚恩新帅被刺详志》，《申报》1907年7月11日。

[32] 夏晓虹：《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晚清社会与文化》第244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3] 吴玉章（永珊）：《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第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