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思辨，即关于同一矛盾体中两极关系的思考辨析。《易经》中最经典的思维模式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对立统一，即为两极思辨之主体对象，它外化为有关社会、人生的多种指向，而《论语》中就充满了对这些指向的两极思辨的结晶——两极和谐、方臻佳境。

文与质——文质彬彬

文与质，是同一矛盾体中的两个方面，亦即两极；文即形式，质即内容。二者的关系如何？《论语·雍也》篇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为：质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质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质实和谐统一，这才是一个君子应具有的品格。这里的“质”第一语意是质朴，可引申为质实、内容；“文”的第一语意是文采，可引申为外在形式。当然，文与质是事物的两极，人们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受行为心理定势的影响，往往会偏颇一方：要么质胜文，要么文胜质。偏颇于任何一方，都达不到事物的最佳境界。那么怎样才能臻于完美呢？就是二者和谐地统一。儒家后学对此有共识。在阐释“彬彬”时，有云：“文质相半之貌”；有云：“物相杂而适均之貌”；有云：“文质得其宜也。”这里的“相半”、“适均”、“宜”的共同指向就是和谐。另外，关于“文质”，孔子在不同的语境中还有不同的表述。《论语·卫灵公》云：“辞达而已矣。”即：言词足以达意便罢了，强调了质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强调了文采，即：语言如果没有文采，就传播不到很远的地方。总之，他看到了一个矛盾体的两极，是对立统一、互为依存的；像一个人的双手和双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和谐配合，才能有效运作。故，文质之间，和谐至上。

学与思——学思并重

《论语》开宗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是，学习这一特殊的认知行为，亦辐射着两极走向，即学与思。天才教育家孔子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论语·为政》篇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只读书不思考，就会使人迷惘；只空思不读书，就会使人迷惑。思由己出，学自外入；学而不思，则内无自得之明，只是两脚书橱，故迷惘；空思而不学，则外无多识之益，只是井蛙之见，故迷惑。所以学习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只有这样广博的学习、审慎的思考，忠实的践行，才会对人生有所裨益。故，“学与思”应和谐并进，共臻佳境。关于这一点，哲人所见略同。荀子曰：“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扬雄曰：“学以聚之，思以精之。”是思以学而后得，学以思而后精，二者相得益彰，绝对不能偏废！孔子有许多饱含生活哲理的言论至今被人们奉为圭臬，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学思并重，和谐一体。

过与不及——过犹不及

人们平常做事时，有时会陷入“两极”的尴尬境地：要么是超过了，要么是赶不上。是不是超过了要好一些呢？不尽然。“过犹不及”，这是先哲孔子早就悟出来的至理名言。《论语·先进篇》云：“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意为：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谁为贤才？孔子回答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又道：子张更强些不更好吗？孔子回答道：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对这一段经典对话，朱熹《论语精义》释云：“道主于中而已。贤知者过之；愚不肖者不及”；“过与不及，皆非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夫过与不及均也……故圣人之教人，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于中道而已。”中庸为儒家之至德，怎样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呢？就是拉平两极，取其中道，臻于和谐。其实，过犹不及，亦堪称最佳“方法论”，也是孔子教导学生的为政之道。子夏做了管理莒父的长官，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无欲速……欲速则不达。”意为：不要求速成，想速成，最后反而达不到目的。也就是不要图快，太快了反而适得其反，前功尽弃；要成功，就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获取一个恰到好处的匀速值，这样才能既好又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过犹不及”的原生态语意是孔子对其两个学生品性的评价，但后来却积淀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快慢两极之间，要和谐出一个能达到“最佳效果”的“优化值”。

事与器——器利事善

人是目的性很强的动物，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要想快速圆满地做事，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工具——器；而“事”与“器”亦为矛盾同一体中的两极，要想事半功倍、圆满成功，就得求取与把握“事与器”之间最佳的“和谐值”，即如《论语·卫灵公》篇中所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说：工匠要想很快、圆满地做成他的事，就必须首先修整好他的器具。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孔子此经典名言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即重视方法对目的实现的重要作用。孔子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重视“方法”的，尤其是教育、教学方法，如：因材施教、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切磋琢磨、绘事后素等，都是在强调和探讨“方法”的重要性。总之，“事”与“器”，也是同一矛盾体中有机的两个方面。当然，“事”为矛盾主要方面，但也不能忽视“器”这个矛盾次要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也可能转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如果要关注事物的整体效应，两极和谐的思想就非常重要。若要“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千古不易之真理。孔子形象地揭示出了“事与器”，即“目的”与“方法”之间辩证的和谐关系：器利事善、共生共荣。

哀与乐——恰如其分

哀与乐为人之情感的两极，哀极生狂，乐极生悲；人在经历这两种情感体验时，不能让其放纵奔流，而应该理性地调节、控制，争取能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情感状态。孔子在评价《关雎》时，就运用了这种情感尺度。《论语·八佾》篇云：“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说：《诗经·关雎》篇，快乐而不过分，忧思而不悲伤。其实，乐而不至淫，哀而不至伤，就是哀乐中和，恰到好处。朱熹释云：“《关雎》……诗之首篇也。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诗经》是礼乐文化的积淀，孔子编订《诗经》时为何要将《关雎》作为压卷之作？除“修身齐家”之伦理层面上的意义外，就是激赏其哀乐情感表达恰到好处的“中和之性”，亦即：“琴瑟和谐”论。孔子反对情感的极端化，自己的情感也把握得恰到好处，正如其学生所描绘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即：孔子温和中寓有严厉，有威仪但不凶猛，庄严中寓有安祥。两极之间中为上，即：温良恭俭让。这就是孔子追求的和谐情感最佳值。

“一阴一阳之谓道”，生命常游弋在“两极选择”的“两难”境地，孔子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也曾面临着“两极两难”的选择。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卓越的见地使他原创了“文质彬彬”的“两极和谐论”，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缕永远的理性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