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对流行音乐和严肃音乐、通俗艺术和高雅艺术的讨论而自然想到：我国的古代文学艺术有没有雅俗之分？当然有，而且对今天文学艺术的现状还有相当大的观照意义。

下面先说古代。我国古代的全民文化水准和今天不同。从周到清，全国大多数人是文盲，识文断字的只在少数，老百姓的文学创作和享受几乎与文字无缘；而文学史又只能由文字来写，能写的又只有所谓君子和士大夫这一类人。所以，留传下来的古代文学作品和后来人写的古代文学史其主流就是贵族文学史，也就是所谓高雅文学的文学史。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古代就没有劳动人民的文学，或曰之为俗文学。由于古代劳动人民口口相传的民谚、诗歌、史诗之类的客观存在和一些贵族文人自觉不自觉的保护、保存、培育和发展，我们还是能把握出其明显的脉络的。应该说，我国古代俗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在“诗经”时代。

三代时期的诸侯制到了西周，可以说发展得很完善了。当然其间也有战争，但其战争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破坏程度比后来“礼崩乐坏”的战国、比再后来的中央集权制时代从总体上讲要小得多，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那时，基本上不存在中央政权折腾地方的事情，像褒姒一笑失天下的例子是极端的，而且那已是西周之尾声了。那时，意识形态上也比“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以后要宽松得多。人民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偶有战争，也不至于引起较大范围的社会动乱，且人民也能以正确和平和的心态待之。而这一切，都反映在那个时代的民歌集大成之著作──《诗经·国风》中。

《诗经·国风》是我国古代俗文学第一个高潮的标志。读“国风”，我们既可以欣赏到先民们那发自内心的愉悦、痛快淋漓的愤怒，又可以由此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作一个广泛而比较细致的了解。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自觉而然的全民诗歌运动，是后来人为发起的如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所不可比的。

而《诗经》中的“雅、颂”部分，不管专家对它们有多少种不同的说法，它们属于雅文学，属于贵族文学，属于宫廷文学，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其文学表现手法和音乐形制来讲，和“国风”没有很大的区别和对立，更不用说排斥了。且古人把劳动人民文学的“风”和贵族文学的“雅”、“颂”三而合一作为诗经“六义”中的三义一并称之，这实在是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调和甚至是相融在文学上曲折的反映，是当时俗文学和雅文学（即贵族文学）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生动而具体的体现。

这一次俗文学高潮的余脉一直延续到汉，但汉时仅是余脉而已。汉朝廷作为国家机关的乐府也去民间采诗，但无论是从采诗的目的上讲还是从所采之诗的规模、内容和语言的丰富性上讲，都与《诗经·国风》不可同日而语。这时候，由于已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功能大大强化了。皇帝统治人民以及从某种角度看人民也需要皇帝统治,这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统一）在以儒教主导的过程中得到了人民、社会和历史一定程度的认可。于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从总体上讲长期共存的恒定模式便构成了我国千年的封建社会史。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人们的艺术鉴赏力有时是迟钝的。我想，这就是“诗经文学”一去不复返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以后，由于语言文白的分野，由于城市的发展，作为广大农民参与创作和流传的、以口头文学形式出现并被记录下来的俗文学便再也没有缓过劲来。到了唐宋时代，虽出现了“说书”和由此而生的话本，但作为文学样式而终不能成一定的气候，更不用说成为文学的主流即所谓“一代之文学”了。这可以看成是历史对俗文学的第一个否定。

俗文学的又一个高潮是从元朝的杂剧开始的。此时，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市民阶层出现了。市民阶层一出现，便有了文艺消费的需要；另由于诗歌文学本身抒情叙事功能的进一步发展，也由于元朝政权的民族歧视政策和轻视知识分子的政策，汉民族知识分子的仕途被堵死、其社会地位便一落千丈而沦为“臭老九”。于是，他们的知识能量释放到了民间，这便引起了俗文学第二个高潮的开端，杂剧的兴起。杂剧是给市民看的，农民多半没有条件看杂剧。但和以前不同的是这时的俗文学已有了更多一些如今天你投资写戏排戏演戏、我买票看戏一样的商品性质。

紧接着，历史进入了明清时期。虽然这时期的封建社会形制没有改变，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像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再加上这时艺术商品性质的刺激，这俗文学便又往高峰走去。元杂剧以后，又有明传奇，这是戏剧一路。另一路由说书的有声语言艺术发展到话本进而再有“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再发展到章回体小说，至《红楼梦》，便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这便是俗文学戏剧与小说的二水分流、双峰并峙。这又是对前面俗文学低谷的一个否定。到这里，正好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有人以“从《诗经》到《红楼梦》”的说法来概称我国整个古代文学史，而这古代文学史一头一尾的标志性著作却都是俗文学呢！

下面，对这两个高峰期略作比较。

从文学表现的目的上讲，“诗经”时代是“言志”的时代。因受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物质财富多寡所限，那时，“饥”和“劳”这二者相对而言是人们最需要面对的严重的现实问题，“歌其食”和“歌其事”于是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为温饱、为工作的劳累而创作和吟唱民歌的主要原因，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也。所以，那个时代的俗文学作者也就是每一位耕者和织者，他们在言志时当然谁都没有署名意识，更没有稿费意识。而《诗经》之所以有其巨大的文学价值、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其原因正在这里。由此而可推论，文学一言利，便可能走下坡路。而下面的事实便是更明显的证据。

由于创作的目的是“言志”，再加上创作者和言志者多数谈不上什么文学水平和文化水平以及其“志”很多又是即时的和暂时的（如一次伐木劳动时所想、一次集市交易时所遇等），所以其诗章的篇幅都比较短小，把所有的“国风”摞起来，也就那么几页。而后来的俗文学有了商品性质，那时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平民和贵族一样也有“夜生活”的需要，这便促进了大型作品的诞生和发展。所以无论是小说、话本还是戏剧，其篇幅都较以前长。有些连本的作品可以叫你连续欣赏数月，如《长生殿》之类。宏大的规模展现宏大的社会历史和现实，这是这一个高峰唯一胜过前一个高峰的地方。但因其是商业性的，其思想价值、认识价值也包括艺术价值吧，与前比或逊色了些。

唐宋以前，无论是俗文学还是雅文学，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即使是《离骚》的作者屈原，即使是“奉旨填词的柳三变”，都不能算专业作家。这是由那个时代“官本位”的制度和意识决定的，弄文学，只是封建士大夫和官僚的业余爱好而已。而关汉卿以后，雅文学基本上仍是封建士大夫的业余爱好，而俗文学应该说有了专业作家。其正面是艺术形式因此而更完美了，作品的叙事容量也比以前更大了；但由于这些作家都是封建士大夫，其作品中便再也找不到《诗经·国风》那样的生活气息，这是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与前不可同日而语的又一个原因。

在“诗经”时代，前面已经讲过，俗文学和雅文学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你看，当时的内政、外交、教子、事亲等都与《诗经》有涉。《左传》就常常引用《诗经》的句子，而少引用孔子的话。《诗经》的这种教化和劝世的功能是元杂剧和章回体小说等所不具备的。后世，这以民歌为主的《诗经》似没遭人非议，而即使“独尊儒术”以后，非议《论语》、《孟子》的也不乏其人。此对比很值得我们玩味。从政治思想上讲，因本身上述的功能和中国特色，早先的《诗》或曰《诗三百》后来必然要被作伪而证为“经”成为《诗经》的；但在政治思想场合而外，文学的《诗经》后来竟并未被雅化多少，即使其雅化的部分移易到新的作品中，也因其潜在的本质和生活气息而显出鲜明的特色和相当的艺术生命力。这在陶潜、苏轼和辛弃疾的一些作品都很容易看得出来。无论是文学的《诗经》还是政治的《诗经》，在后世都“经”。

但关汉卿以后、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形式上看，由于科举制度的强化、发展和完善，正宗读书人在心理上虽有可能不排斥杂剧、传奇、说书、话本和章回小说，但渐渐地、也是无可奈何地、却又非要装得义正辞严地视弄俗文学甚至读俗文学为下品了。正和野、雅和俗因此而对立起来了。这是与“诗经”时代（包括《诗经》对后世的影响）又一个截然不同之处。

到得“五四”以后，现代白话文兴起，渐渐地此前的白话——包括《金瓶梅》和《红楼梦》，都成雅文学矣！这白话文学由俗而变雅，成为古代俗文学终结的标志，便完成了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进程。

古俗文学这样的发展史对我们今天主要有什么样的观照意义呢？历史总是要进步的，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否可以说正像古希腊文学不可能再现一样，我们的“诗经”时代也必然不可能再现了呢？古希腊的文学艺术是后来的西方、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西方文学艺术的源泉和宝库。我们不少文学家能够从《诗经》所谓正统“经”的面目的背后剥离出它本来就有的文学因素和民本思想的因素，并以此作为创作的宝库和源泉进而创作出不少传世之作，这和西方相似。但进入现代以后，这样的文学家似乎少了。

前面已经讲过，城市化的进程和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俗文学第二个高潮的到来。但因其“言利”的原因——也就是说，因其过度的经济和商业因素有时干扰了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和轨迹，所以，其成就、价值、影响与规模与“诗经”时代比则逊色了许多。

可见，仅仅“言利”在今天对文艺已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经济和文艺两者的发展规律有时未必一致，两者的发展如何才能够获得“双赢”，确实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