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大部分章节竣稿于80年代，当时在书后跋语中曾说：“现在一切从学术出发，不废百家言，毫无拘束地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分流梳脉，评短论长，固有豁然贯通之感。即便是索隐派的发呆犯傻，考证派的自结牢笼，小说批评派的自叹自赏，也不觉为异，反而别有会心。”当时这样讲，固然是实情。但重新审视，发现这段话似有未安。主要是笔者对红学三派总的来说采取的是比较超越和尽量客观的立场，可是叙论之间，倚轻倚重的情形未能全免。我对红学索隐派，就批评得多了一些，给予了解之同情、发遑心曲则显得不够。

实际上从胡适之先生开始，就缺乏对红学索隐一派的深谅明察。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至少，《红楼梦》里有反满思想，是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的。我以往在文章中曾举过这方面的例子，这里不妨略作补论。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宝钗揪住黛玉在行酒令时引用《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成句这根“辫子”，大施教诲说：“你当我是推，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教诲到这里，照说已心明意了，不必再多所辞费。可是作者意犹未足，叫他的人物继续施教：“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份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份内之事。”论题开始扩大化，由“女孩儿”转移到了“男人们”身上，内容不再局限于读书，“作诗写字”也包括在内了。

问题是接下去还有让我们更不明白的话。宝钗竟然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就完全超出了宝钗教诲黛玉所应该包含的内容，甚至也超出了作品人物的语言规定情境。这不是人物在说话，而是作者在说话。“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男人们”，作者“如今”不止是见不到，连听都没听说过；他听到看到的都是“读了书倒更坏了”的“男人们”。这样下断语，不能说不具有相当严重的性质，甚至也违背了以“温柔敦厚”着称的红楼风格。因而我们禁不住要追问，究竟是出于什幺样的原因，作者这样发狠地骂当时的“读书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读书人”的什幺样的品质，更不容易为《红楼梦》的作者所原谅，也就是“读了书倒更坏”？由不得让人想起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所揭示的话：“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顾宁人有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又说：“顷读《严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侍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顾炎武所痛恨的，正是那些“媚于世”的读书人，可以说和曹雪芹同发一慨。如是，则蔡元培的《索隐》是不是并不如他的学生所说是在“猜笨谜”，而是多少也有一点耐人寻味之处呢？

还不止此。《红楼梦》对科举制度持否定态度，这方面的描写、言论甚多，读者和研究者目所共见，应无异词。但我有时想，否定倒也罢了，何以态度那样严厉、决绝，连用语都超越常格。贾宝玉把热衷仕途经济、走科举考试道路的读书人叫做“国贼禄鬼”，这骂得未免太不留余地了。而且还发明一个新词，称这种人为“禄蠹”。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感情色彩极浓烈的詈骂，可以说已经骂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因此我们不禁疑惑，作者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对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发泄不满吗？是不是还有什幺弦外之音？我怀疑《红楼梦》作者多半由抽象上升到了具体，更直接的对象是清朝的笼络知识分子的怀柔政策，正是这种政策羁糜得一些知识分子“媚于世”而贪求荣宠，特别是那些“仕清”的“名士”，其表现最具典型性。否则便不容易解释为什幺一定要骂到这种地步——斥为“禄鬼”，或称作“禄蠹”，已经很有分量了，却还要指为“国贼”，上升到破坏传统社会道德与法的最高一个级次。而且“国贼”之“国”，是不是也存在一个“明”和“清”的分野问题？可否认为蔡先生提出的“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从这里也透露出一定的消息？

笔者近年颇读陈寅恪先生之书，于义宁之学的特点偶有会心，知道其晚年所著之《柳如是别传》，“古典”往往绾合着“今情”，通过表彰柳如是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方面鞭笞明清鼎革之际的失却操守的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没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也表示了嘲讽之意。“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这些诗句表明，寅恪先生最不能容忍的是知识分子躬行“妾妇之道”。《红楼梦》的作者对“妾”似乎也没有什么好感。书中写到的许多“妾”，德行言动都大成问题。最突出的是赵姨娘，作者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对自己作品人物的批评、贬抑、谴责，而是充满了情感上乃至生理上的厌恶。曹雪芹的笔墨本来很忠厚，即使是反面人物，也决不流于简单化。王熙凤劣迹至多，但她聪明能干，自有可爱处。薛蟠之低俗陋劣（还有命案），人皆知晓；但他又有讲义气、不奸猾的一面。唯有赵姨娘，可以说一无是处。《红楼梦》中没有第二个人物被作者描写得如此不堪。我们简直不明白作者为什幺要这样做。也许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特别厌恶“妾”，成心与“妾”过不去。所以对一心想获得妾的地位的花袭人他也不具任何好感。甚至对袭人一个等次的丫鬟，还给定了一个在我看来颇不雅驯的称呼，叫做“过了明路的通房大丫头”。而对不愿作妾的鸳鸯姑娘，却格外敬重。第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围绕作妾和不作妾的问题，掀起一场牵动面极广的风波，贾母、贾赦、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宝玉、袭人、平儿等贾府上下人等，都卷了进去。且不论贾府各色人物在此一事件中的不同态度和表现，只看鸳鸯的几段说辞就颇为出人意表。贾府的大老爷贾赦看中了“老祖宗”屋里的丫环，要作为妾来收房，这在当时的大家庭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大太太邢夫人为博“贤惠”之名，亲自去说项，结果碰了钉子。又派鸳鸯的嫂子出马，戏剧性的场面便发生了——

他嫂子笑道：“你跟我来，到那里我告诉你，横竖有好话儿。”鸳鸯道：“可是大太太和你说的那话？”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快来，我细细地告诉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鸳鸯听说，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脸上死劲啐了一口，指着他骂道：“你快夹着X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什幺‘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什幺‘喜事’！状元痘儿灌的桨又满是喜事。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到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面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我要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

鸳鸯这番话诚然是痛快淋漓，但细审话语的向度，“羡慕人家女儿作了小老婆”这一类话语，作为情急之词，倒也并不违乎情理，问题是还进而说“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就难免有出挑之感。联想到传统社会向来有“家”、“国”一体的特征，读者禁不住会想：作者到底是在骂谁呢？更奇的是鸳鸯当着贾母的面发誓不从不嫁时，竟然提到“日头月亮照着嗓子”，这不分明暗寓着一个明朝的“明”字吗？而贾母就此事发出责难又说：“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既要好东西，又要好人，正是当年南下清兵的行事方式。看来《红楼梦》中有关明清史事的待发之覆不少。虽然我个人并不坚执研究《红楼梦》一定要把书中的情节和明清史事具体联系起来，但如果有人这样做了，我想也应该得到不抱偏见的学术同行的尊重。

陈寅恪先生提倡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他说：“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柳如是别传》再好不过地体现了寅恪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他固然不能谅解钱谦益等南明重臣的降清举动，但对清初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也给予了深在的了解与同情，尝说：“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着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又说：“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于此可见，《红楼梦》作者对登科赴考人士采取那样严厉的痛而绝之、漫而骂之的态度，似不能视为一件小事，很难说没有政治态度和种族观念方面的复杂因素掺与其中。又比如第四回介绍李纨出场，作者特地标示李纨的父执李守中信奉“女子无才便有德”的信条。承《红楼梦会心录》的作者吕启祥教授见告，此典出自张岱的《公祭祁夫人文》，原作“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张岱也是由明入清的气节峻洁的文学家，为了表示对清统治者的不满，曾“披发入山”，宁作劳人。他的关于男女“德”、“才”的议论，必不致无指空发，而是同样绾合着当时的“今情”。曹雪芹借用这个典故，我以为重心应在省去的上句里面，意在突出丈夫之“德”的重要。明清易代，“甲申之变”继之以“乙酉之变”，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掳掠，势如破竹，但同时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州城县府的命官和守将，常常是坚持到最后，宁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杀），也不向强敌投降。而在南都倾覆之后，仍有志士仁人通过各种方式从事抗清活动。诚如寅恪先生所说：“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我曾说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转捩点，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发苏与张扬的历史时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发的文化之冲突更加悲壮惨烈。可是到了清中叶，特别是到了文字狱盛行的雍正与干隆统治时期，华夏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事实上已经耗磨得差不多了。《红楼梦》的大可贵处，就在于他的作者不顾密布的文网，用特殊的文学表现手法，重新与清初的思想潮流作一有力的呼应。

红学索隐派对《红楼梦》题旨的发掘因此固不可轻视。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也不是只美颂传主河东君一个奇女子，对那一时期的可以“窥见其孤怀遗恨”的南国名姝，包括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顾眉搂、黄皆令、林天素、王修微、杨宛叔、寇白门等，《别传》都或详或略地有所论列。而且在气节上，大都是这些婉婪小妇高过“当日之士大夫”。至于《红楼梦》的思想里面，显然同样包含有女性更要胜过男性的思想倾向。“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样一些诗句，已将此种倾向表露得非常直接。再联系到清初流行的“今日衣冠愧女儿”的说法，如果有论者说生于康熙末年、直接遭遇抄家之变的曹雪芹，很可能与明清易代所引发的思想冲突存在某种历史渊源，我们于是就说这是“猜笨谜”，恐怕不合于现在人人都在倡导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风尚。

《柳如是别传》的第三章有下面一段话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聪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寅恪先生描述的这种情形，适可与《红楼梦》中大观园里面的众女性相比勘。只是寅恪先生在这里没有征引《红楼梦》，他用来取比的是与《红楼梦》同时的另一部小说《聊斋志异》。他说：“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方沸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聊斋》作者的意中人恰合于明季南国名姝的性格特点，那幺明季南国名姝的生平行事为什幺不可以通过《红楼梦》的方式得到艺术的再现呢？

另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柳如是在与钱牧斋结缡之后，有三年左右的时间都是在病中度过的。追寻其原因，则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均可有说。饮酒过量、对旧情人陈子龙的眷恋等等，都可以成为病因。钱牧斋的诗中因而有“薄病轻寒禁酒天”、“薄病如中酒”之句可证。寅恪先生写道：“今日思之，抑可伤矣。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词，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干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眈‘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岂不异哉！”寅恪先生此论无异于给我们提供一种小说解释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则《红楼梦》所写完全可以有“雍干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人物故事的依据，即所谓“虚者实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