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初政治小说退潮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外部的政治环境变化，小说的商业化压力，也有小说家自己改变了晚清对小说功能的看法。但民初的小说家仍在抗争，这就形成了民初小说独特的面貌。

关键词：政治小说；抗争；过渡

随着“民国”的建立“， 革命”目标的消失，原先的“革命文人”纷纷将小说作为遣情游戏的工具。民初小说从一开始，调子就是低沉的，缠绵徘恻的，并没有格调高昂的如《新中国未来记》、《狮于吼》之类的作品问世。它仿佛已经预感到辛亥革命的失败，“民国”的名存实亡。

这时由于有着“言论自由”，某些小说家的“文”和“小说”的界线分得很明，他们在文章中掊击时政，攻击袁世凯，却把小说作为遣情游戏的工具。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推行专制统治，对报刊的迫害，较晚清更甚，租界当局也为虎作伥，配合袁世凯促使《民权报》被迫关门。“共和国”名存实亡，“约法虚设，所谓言论自由者，孰则能实践之”?[1 ]知识分子颓唐、彷模、落伍乃至背叛者，大有人在，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便沿用屈原的“美人香草”，李商隐的迷惆式爱情无题诗等传统，抒写自己政治上失意的感受，创作“哀情小说”，借爱情悲剧，浇自己的块垒，用曲折的方式表达他们复杂的心情。刘铁冷便曾感慨；“近人号余等为鸳鸯蝴蝶派，只因爱作对句故，……然在袁氏淫威之下，欲哭不得，欲笑不能，于万分烦闷中，借此以泄其愤，以遣其愁，当亦为世人所许，不敢侈言倡导也。”[2 ]政治上的压制束缚助长了以小说遣情的倾向，而这种表达寄托的方式，也具有强烈的士大夫传统文化的色彩。

因此，民初小说家绝大部分都是“民国”的拥护者，他们反对专制制度，希望维护“民国”的尊严。包天笑觉得民初小说家的态度，大体上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 3 ]李涵秋也在小说中提出：“大家齐心竭力，另造一个簇新的世界。”[4 ]

其实，民初小说界以小说遣情也是晚清的以小说治国救亡的小说观念的必然归宿。“小说界革命”断言“欲新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将中国社会之腐败，归结为小说之腐败，把创作“新小说”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可是，中国社会事实上决不可能因为若干部“新小说”的问世而得到改观，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作家与读者的期望值越高，其失望也就越大。由于“新小说”的小说观念实际上并未建立在表现人生的艺术基础上，一旦鼓吹的小说政治功能被社会实践所否定，小说家在失望之余，便只有向传统小说观念回归来填补政治小说留下的价值真空。小说家的这种失望，在民初表现得十分突出。曾经在晚清翻译《身毒叛乱记》，试图以印度成为殖民地，遭到英国残酷统治的惨痛教训警告国人的包天笑，在民初曾失望地叹息：“则曰群治腐败之病根，将借小说以药之，是盖有起死回生之功也；而孰知憔悴萎病，惨死堕落，乃益加甚焉!”民初社会更加腐败的现实，促使小说家怀疑“小说界革命”鼓吹的小说功能：“呜呼! 向之期望过高者，以为小说之力至伟，莫可伦比，乃其结果至于如此，宁不可悲也耶!”[5 ]如果说晚清的黄摩西、徐念慈对以小说为教科书的做法已经提出批评；那么，民初的包天笑则是干脆从小说社会功能的实践上否定了“小说界革命”的宣传。既然以小说“治国平天下”的“新小说”设想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小说界又尚未产生一种为大家广泛接受的新的对小说价值功能的解释，小说向传统的“旧小说”观念寻找依傍，便成为十分自然的趋势。

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认为：小说是“闲书”，供人消遣娱乐的，因此作者和读者都将它看成是一种“游戏”，用轻率随便的“戏作”态度来对待。以小说作为消闲的娱乐品是中国小说的固有传统，只是它在民初有了新的发展。它在上海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吸收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因而具有了与传统有所不同的新内容。其实，对于西方的小说传统来说，将小说作为消闲的娱乐品也是中世纪小说的特点。即使在18 及19 世纪西方小说实行近代变革之后，将小说作为消闲的娱乐品的小说观念仍然继续存在，随着近代大都市的兴起，它们作为通俗小说其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严肃小说，某些严肃的纯文学作家也持类似的小说观念。中国近代翻译家在开始翻译外国小说时，常常将一些通俗小说作为名著介绍进来。林纾把哈葛德视为与狄更斯一样的小说大家，恽铁樵将创作《福尔摩斯探案》的柯南道尔作为“欧美现代小说名家最著者”。晚清在引进外国小说的同时，将某些视小说为消遣品的西方小说观念也介绍进来。林纾在晚清翻译了美国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拊掌录》(《见闻杂记》) ，欧文在小说中针对那些要求小说传授学问的读者，阐明他的创作宗旨道：

须知当此文明时代、人生睹物竟之思，竟而不胜，则抑抑如有所失，额上或多皱纹。脱见吾书而竟得单展然一笑，使皱纹立为消褪者，不已足乎! 或目既见吾书，而爱群之心或动，稍生其敬老怜贫之思者，则吾书亦不为无益于社会也![6 ]

欧文表达的创作宗旨极易为中国小说家所接受，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完全是相通的。民初小说家大半所持，即是这种小说观念。

王国维在晚清介绍了叔本华的文学观念，并把它成功地运用到《红楼梦》评价上。叔本华主张文学是人生的一种消遣，是对充斥人生的欲望不能满足之苦的一种解脱。民初小说家受到王国维、叔本华等人的影响，与古代小说家相比，他们的游戏消遣观念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最大的变化即是：他们的以小说为游戏消遣的观念是同他们的人生观连在一起的，他们是职业小说家，这在业余戏作的古代小说家是难以想象的。

这时的小说刊物常常将人生世界都看成是一场游戏：“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号称霸王，一游戏之局也。”[7 ]20 年代初，周瘦鹃做过一篇《< 快活> 祝词》，宣扬“现在的世界，不快活极了，上天下地，充满着不快活的空气，简直没有一个快活的人。做专制国的大皇帝，总算快活了，然而小百姓要闹革命，仍是不快活。做天上的神仙，再快活没有了，然而新人物要破除迷信，也是不快活。至于做一个寻常的人，不用说是不快活的了。在这百不快活之中，我们就得感谢快活的主人，做出一本快活杂志来，给大家快活快活，忘却那许多不快活的事”。[8]这段话历来被文学史家作为鸳鸯蝴蝶派逃避现实的宣言，颇能代表民初小说家的思想状况。这种对现实的逃避，显然带有人生观的意义，尽管它是消极的，并不足取，但与中国古代仅仅将小说作为瓜棚豆架下的闲聊，茶余酒后的“以资谈助”，并不完全相同，倒是有点接近叔本华以文学解脱人生痛苦的看法。只是民初的小说家仍从传统意义上理解“消遣”，把“消遣”作为“快活”，寻开心，因而难以在人生的深处开掘探索，往往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与叔本华对文学的要求大相径庭。

因为对小说的轻视，没有在艺术上确立小说的地位，粗制滥造常常成为民初小说的特征。上海城市的“赶时髦”浪潮浸染了小说界，一部小说一旦畅销，小说家便趋之若鹜，竞相仿效。一位作家一旦成名，成为畅销作家，便常常按照市场的需求，连篇累牍，不断炮制作品。李定夷创作生涯不到10 年，却创作了长篇小说40 多种。李涵秋在短短的15 年内，就创作了1 000 多万字的小说。他们都是民初最著名的小说家，其创作速度远远超过晚清的多产作家吴研人。言情小说形成浪潮后，模仿之作充斥小说市场，以至连某些著名的小说家也深为感慨：“呜呼! 其真能言情邪? 试一究其内容，则一痴男一怨女外无他人也；一花园一香闺外无他处也；一年届破瓜，一芳龄二八外无他时代也；一携手花前，一并肩月下外无他节候也。如是者一部不已，必且二部，二部不已，必且三部四部五部以至数十部。作者沾沾自喜，读者津津有味，胥不知小说为何物。”[9 ]

于是，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文学创作不再是一种创造，而变成了批量生产的商品。这种“媚俗”的创作态度，决定了大部分民初小说家难以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创作出高水平的探索人生真谛，引起读者深思的杰作，无论他们创作的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也无论他们心目中的读者对象是市民还是士大夫，这种“媚俗”的创作态度就决定了作品“通俗”的性质，它们不可能承担领导文学前进的使命。民初小说总的水准不高的原因即在此，民初小说家在五四新文学崛起之后纷纷成为通俗小说家的原因也在此。

晚清“小说界革命”以小说改良社会的创作宗旨是从中国士大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文以载道”、“以文治国”的文学观念糅合而成的，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虽然它也学习日本、西方，其观念的核心却是中国的。它为士大夫成为小说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根据，使小说家得以向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理想认同，使小说得以侧身于文学之林。因此，民初小说家虽然在实践上意识到“小说界革命”夸大了小说的作用，向传统小说观念的游戏消闲复归，但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阻止他们完全回到传统小说：一是他们大多是在“小说界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耳濡目染晚清小说的影响已经形成心理定势，难以完全割断。二是他们既以小说为职业，总要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据，他们没有确立艺术的本体价值，又不愿也不可能回到士大夫创作了传统小说却不敢署上真名，甚至不敢让人知道的那种状况，所以他们舍不得丢掉“小说界革命”确立的小说价值。民初小说家并未完全放弃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宗旨：李涵秋对其弟李镜安说：“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枝笔在，亦可以改良社会，唤醒人民。”李定夷觉得“欲求移风易俗之道，惟在潜移默化之文，则编译新小说以救其弊，庸可缓耶”?[10 ]就连公开宣称小说是“俳优下技”的徐枕亚，论起小说之益来，居然也举起“改良社会”的大旗：“小说之势力，最足以普及于社会，小说之思想，最足以感动夫人心，得千百名师益友，不如得一二有益身心之小说。”[11 ]在这些主张中，都明显打上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印记。有的小说刊物，也重复“小说界革命”对小说的论述：“小说界于教育中为特别队，于文学中为娱乐品，促文明之增进，深性情之我刺。”“小说界以罕譬曲喻之文，作潜移默化之具，冀以挽回末俗，荡输新机，一曰救说部之流弊也。”[12 ]这些现象本身便证明了“小说界革命”虽然早已进入低潮，但它在公众心目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

小说家对现实的不满，公众期待揭露现实的小说，以及小说作为抨击强权，揭露黑幕的工具的观念依然具有广泛影响，这一切合起来便形成了某种环境，帮助抨击强权，揭露黑幕的作品问世。何海鸣早在1912 年10 月便已忏悔：“记者当日亦颇惑于‘共和’二字，以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相冲突之虞。..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至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13]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这种失望情绪发展尤甚，有的小说家感慨：“各国革命大抵流血，然往往获政治上改革之益。而吾国独不然，昙花一现，泡影幻成。”[14 ]小说家的这种失望情绪也注入到小说创作之中。创作的书信体小说《冥鸿》，便在小说中感叹：“回忆光复之初，将以荡移涤污，发扬清明，抑知不转瞬间，而秽　更甚于昔。”“当日志烈之士介种族革命之说，今种族革命已遂矣，而所逾于清朝末季者几何耶?”

民初作家身处上海，目睹租界上种种不平等行为，深感气愤，他们大都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当祖国面临亡国危机时，常常自发地起来宣传爱国。1915 年5 月9 日，日本乘西方忙于大战，向袁世凯提出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报刊披露后，上海的小说家群情激愤，称5 月9 日这一天为“国耻日”。《礼拜六》等刊物专门发表了“国耻专号”，搜集当时各报的正义新闻，辟为“国耻录”。周瘦鹃在1915 年“国耻”时，专门创作了《亡国奴日记》“， 举吾理想中亡国奴之苦痛，以日记体记之，而复参考韩印越埃波缅亡国之史，俾资印证”。[15 ]到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还我青岛”的浪潮中，周瘦鹃又将《亡国奴日记》单独成册，广为散发，希望民众知道亡国的痛苦，奋起救国。李涵秋也将“五四”爱国运动写入《战地莺花录》中，以主人公的蹈海自杀，来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杨尘因的《新华春梦》，记下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种种丑态，为丑类们立此存照。对于这些作家来说，爱国是做人的最高准则，为了爱国，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衣食饭碗。王钝根在1915 年“国耻”时，坚决主张宣传要慷慨激昂，与《申报》多老板的意见不合，毅然辞去这一收入丰厚的编辑职务。[16 ]因此，《礼拜六》等刊物在国耻时宣扬爱国，并非是小说刊物迎合读者的投机心理，而是由主编自己的思想决定的，从中显然可以看到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

民初小说家对社会黑暗的抨击，有时还延伸到晚清所忽视的角落。张恨水在五四前夕发表的《小说迷魂游地府记》，通过“小说迷”魂游地府的经历影射现实，上至段祺瑞、徐树铮编练“参战军”的无法无天，下至晚清小说很少触及的出版界、新闻界、文学界的黑暗，一一揭诸笔端。杀人只要挂上“参战军”的招牌，“都不要紧”。“丰都图书馆”里公然张贴淫画，书肆中大量出售《男女行乐指南》，小说商“只要能卖钱时，你就把它浑家秘史做上，他也只当是黑幕书当有的”。地府中的出版界是“文明骗子”，学到了“东洋佬卖药的广告法子”。《神报》、《兴文报》(即《申报》、《新闻报》)“原是营业性质，算不得真正的舆论”，“小说商借着他大报披露，他就借着广告收费，两人目的一达，这里头大宽转就把看报人句上斜路去了”。他发现“这几年来，一班忤奴，被小说商弄坏了，若要再不整顿，龙蛇混杂，却扫了我小说界的名誉”。所以小说界头一项使命就是“和似是而非的小说商宣战”。这意味着正直的作家们也发现了小说“商品化”带来的迎合读者低级趣味，黄色小说泛滥的弊病，他们也想予以痛击，改变这种状况。

民初这类“掊击时政”的小说，是晚清“谴责小说”在新时期下的延续，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把小说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希望小说起到类似报纸的监督职能。这样，它们的着眼点势必集中在社会黑暗上，抨击的目标以丑恶现象为主，抨击时只求痛快淋漓，以“新闻化”的方式揭出现象，不求艺术塑造，深入开掘。发展到极端，使产生出完全脱离艺术，只是罗列丑闻的“黑幕小说”。“黑幕小说”只是小说的素材，完全没有艺术加工，称不上文学，但是因为它同样能起到舆论监督作用，因而得到小说界的欣赏，许多民初作家都创作过“黑幕小说”，或类似“黑幕小说”的作品，他们的小说观念没有建立在艺术的基础上。

对民国的失望，引起知识分子的思考。晚清时对西方文明的迷恋，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转为怀疑。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到上海，都受到“租界”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冲击，曾经大加赞美，但是他们到了民初，又纷纷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带头弘扬“国粹”，这种怀疑助长了民初“复古”思潮的泛滥，也促使民初小说家企图用“保守旧道德”的方式来拯救社会，拯救国家。

民初小说家有时向往农村，将农村视为纯洁之地。他们企望通过弘扬农村的旧道德，来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蔚云在小说“征妇”篇后议论：“自新学输入，一般蹈袭皮毛者恒断章取义，好为无界限之自由。而固有之道德乃日就澌灭。”“不谓山村僻壤间竟有姑慈妇孝，一团挚爱，如陈化者，孤灯如豆中，一席痛苦，足令闻者酸鼻。”这些议论便表达了对农村的向往，它带着新旧文明之争和中西文化之争的内涵。在这种争斗中，民初小说家又是矛盾的，几乎处在进退失据的地位。商业化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传统道德的解体，使得小说家深感痛苦。然而在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下，他们便不可能像封建士大夫那样，把礼教看得那么神圣，他们所接受的新思想帮助他们看出旧道德的许多弊病，而且从本质上说，他们大多已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不再遵从越古越好的古训。他们徘徊于旧礼教与新思想之间，价值观念处于矛盾混乱的状态。

与李涵秋相近的还有苏曼殊，他曾经是一位坚决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在革命派与保皇党人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曾打算亲自去刺杀康有为，促进革命的成功。在翻译雨果的《惨世界》时，他曾经在小说中增加了一位英雄“里德”，一个人包打天下，主张自由民主。但是，在民初的黑暗社会中，他的自由民主理想并未得到实现，现实使他意识到，个人英雄主义不能包打天下。他创作了小说《焚剑记》，塑造了一位侠士独孤粲，虽然为友报了仇，但却无法保护两位女主角，无法改变现实的黑暗，终于无可奈何地焚烧了自己的宝剑。苏曼殊也找不到出路，只好以佛学来求得自我解脱。这几乎是民初小说家共同的倾向。而民初小说家的旧道德与新思想的矛盾，在“言情小说”中也表现得更为典型深刻。

民初小说家中也有人不甘心“保守旧道德”，提出新的价值观念。何海鸣便曾主张“一种学问曰‘我学’，万事以我为本位，以我为前提”，“我之对我，宜采自立主义，我之对人，宜采博爱主义也”，“因欲博爱而始谋自立，因能自立而后言博爱”“， 盖既以我为本位，则我与人平等，自无阶级之分，而世界上仅有一个人字，人我皆平等，当又无尊卑之别”。他的主张还显得比较幼稚，表述也有不少毛病，但它是新型的资产阶级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的雏型。只是这种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在当时很少有人出来呼应，在小说创作上也没有明显的反映。它称得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它的完善与发生重大影响，都要在“五四”以后。

参考文献

[ 1 ]钝根. 自由杂志(序一) [J ] . 自由杂志(创刊号) ，1913.

[ 2 ]刘铁冷. 铁冷碎墨.

[ 3 ]包天笑. 钗影楼回忆录.

[ 4 ]李涵秋. 广陵潮(第五十一回) .

[ 5 ]包天笑. 小说大观(宣言短引) [J ] . 小说大观， (第一集) .

[ 6 ]华盛顿·欧文著. 林纾译. 拊掌录.

[ 7 ]爱楼. 游戏杂志(序) [J ] . 游戏杂志， (第1 期) .

[ 8 ]快活. 旬刊第1 期.

[ 9 ]王钝根. 小说丛刊(序) .

[ 10 ]李镜安. 先全涵啾事略.

[ 11 ]徐枕亚. 答友书论小说之益[A] . 枕亚浪墨[M] .

[ 12 ]瓶庵. 中华小说界(发刊词) [J ] . 中华小说界， (第一期) .

[ 13 ]何海鸣. 治内篇[N] . 民权报，1912 - 10 - 08.

[ 14 ]沈东呐. 民权素(序) [J ] . 民权素(创刊号) .

[ 15 ]周瘦鹃. 说觚[A] . 小说丛谈[M] . 上海：大东书局，1926.

[ 16 ]王钝根. 辞《申报》自由谈编辑启事[J ] . 礼拜六， (第4 期)

来源：宁波大学学报2004 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