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生产管理的工作层面，我初步涉足昆曲艺术是在2003年。这一年在杭州召开首届昆剧院团长联席会，此时，昆曲“申遗”成功已经过去两年了，昆曲人在生存的奋争中已经感受到某种将要到来的温暖和希望。那时我认为，“申遗”的成功在于唤起人们的抢救和保护意识，在于通过对“遗产”的保护或重建展现世界文化全部的丰富性，在于通过各国各民族“遗产”的丰富性来说明正是“和而不同”的“遗产”所沉淀的文明进程和所呈现的文化生态，共同造就了当代世界的人类文明。

应树立积极跟进的生产理念

至今生存了600余年的昆曲，并不总是如今日岌岌可危的状态。自明万历年间到清乾隆时期，昆曲其实也曾风风光光了200余年。我有时会想，自徽班进京而声名大振的京剧，至今也就不过200余年历史，却也积极参加国内“非遗”的申请并获得成功。如此，到我们的后代纪念徽班进京600年之时，京剧会是怎样的生存状态呢？如同自然界一样，一个物种发生生存危机，其实是其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我以为，要关注昆曲艺术的当代生存，首先要关注其生存的生态。但是，昆曲艺术的当代生态是一种文化生态，其主体部分是社会心态。自然生态可以保护，文化生态却难以保守。因为社会心态是随一代一代人的离去和一代一代人的到来而不可逆转地变异着的。昆曲的生存危机是在其延展进程中遭遇到社会心态的“代沟”。其实在其600余年的生存中，它已多次地遭遇这样的“代沟”。

认识到文化生态的这种品质，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昆曲艺术的当代生存无能为力且难有作为。史学家们曾总结过昆曲艺术兴衰的缘由。简言之，就是兴于声腔的变革融通、剧作的因时造势和角色的细致分工；其衰，则在于剧无新作，词显艰深，演趋刻板。也就是说，昆曲艺术的生存兴衰维系于其生产理念。而正是那种因文化生态改变而积极跟进的生产理念，使昆曲艺术一次次跨过“代沟”而生存下来。事实上，即便是在当代文化生态的大幅迁变中，昆曲艺术的生存不能、也不会满足于苟延残喘，而是期盼着益寿延年。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在于运动，那一门艺术的生命则在于生产，在于一种积极生产理念指导下的艺术生产。

昆曲应“生产自救”

为此，我曾在2005年第三届昆剧院团长联席会上，强调昆曲艺术的当代生存应确立“生产自救”理念。我认为，这种“自救”的生产是一种“创新”的生产，因为它需要通过剧目的创新使剧种跟进大幅变迁中的文化生态。我提出，这种“生产自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其一，是我们最常做的，可以叫“古曲新翻”。也即对历史沿革中传承下来的昆曲经典，在把握历史文化精神的同时构建其现代演剧形态——包括剧情的新阐释、剧人的新扮相和剧风的新营造。苏昆的青春版《牡丹亭》和浙昆的“少壮版”《公孙子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戏曲艺术不同剧种间的相互移植，其实是丰富剧目、充实剧种的一种常态。但昆曲自视其“百戏之祖”的地位，几乎从不对“子辈”及至“孙辈”的剧目进行移植。我们推动浙昆对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加以移植，产生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其三，昆曲艺术的“生产自救”似乎也不应排斥“应时新制”。这是指顺应时风时尚有所“原创”的追求。目前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为“新编历史剧”的创作——比如上昆的《班昭》。相信在进一步的“生产自救”中，我们的昆曲界在吐故纳新、革故鼎新的同时，在昆曲“现代戏”（或“时装戏”）的创作上也会有所尝试。

面对舞台表演艺术，说“遗产”的生存也要生产，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但要说通过生产来自救，并且说这种生产必然包含创新的因素，恐怕会有不同看法。实际上，艺术生产与一般物质生产相似，不能不考虑消费者的需求；艺术品所服务的精神消费取向，不可能不影响产品形态的“新陈代谢”。作为一种积极的生产理念，我们昆曲艺术首先必须考虑为观众生产剧目，必须在这一生产过程逐步实现为剧目生产观众。但目前，我们较多地把立足点放在“为剧目生产观众”之上，较多地希望观众认同我们对昆曲的守望。事实上，政府在这方面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以政府“埋单”扶持昆曲艺术“进校园”的公益活动就是如此。我们昆曲界甚至也不乏有人认为，“进校园”（演出）如果不解决问题，那就再争取“进课堂”（教学）。我觉得这似乎有点强人所难，不是一种积极的生产理念。

复兴而非复古

我想起了50余年前的《十五贯》。正是这出对《双熊梦》加以改编、创新的《十五贯》，使昆曲产生了一次“复兴”。那时（1956年5月18日），中国戏曲界奔走相告“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45年后的2001年，同样是5月18日，我们都为“一个剧种全票当选为‘非遗’”而弹冠相庆。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变迁。或许，“一个剧种”的兴亡衰替，并不决定于“一出戏”的有无。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总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一出戏”，“一个剧种”无论怎样抢救和保护都难以“救活”。“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无疑是个有某种情感夸饰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却包含着某些真理性的认识：首先，一个剧种活泛与否，体现为是否有一出或若干出“戏”活跃在剧坛，活跃在观众的口碑中。其次，一个剧种活泛与否，要看这个剧种的生存是否具生长性，其剧目（戏）不仅体现为传统范式的守望而且体现为现代体验的延伸。第三，一个剧种活泛与否，还要看这个剧种的生存是否具有包容性，在“敝帚自珍”的同时亦不排斥“他山之石”。要言之，一出戏之所以能救活一个剧种，在于这出戏能创新剧种的范式，更新剧种的内涵，刷新剧种的轨迹……

确立积极的生产理念对于昆曲艺术的当代生存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当我们积极地考虑为观众生产剧目时，意味着我们的昆曲是在生长中生存；当我们以生长着的剧目生产观众时，意味着我们昆曲生存的文化生态在好转。事实上，只有生长着的生存，只有使生态不断好转的生存才体现出昆曲艺术当代生存的生机。在2006年第四届昆剧院团长联席会上，我曾提出关于昆曲艺术“生存机制”的某些构想，提出逐步形成“长三角”生态重建机制、“南北翼”流派分化机制、“联席会”项目研发机制和“昆剧节”剧目交流机制。上述四个方面都是着眼于昆曲艺术当代生存的“生长性”来谈的。生态重建，不是还原到明清，而是通过剧目和观众的双向建构来实现；流派分化，是希望在地域差异中张扬起剧人和剧团的个性，让“百戏之祖”自身亦“子孙满堂”；项目研发，是使“生长”指向未来，许多动辄“全本”的复古，我以为是无助于昆曲复兴的“负生长”；剧目交流，着眼点在于“老树新葩”、“干渠潜流”，在于“老当益壮”、“鹤发童颜”，在于新意和潜力，在于壮志和童心。我们寄希望于昆曲艺术当代生存的是有质量的生存，是有价值的生存；而这必然就是有生长的生存，有生机的生存。这种生存，要多想想“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昆曲“复兴”，不是总去干“一个剧种”救活一出或几出“戏”的“复古”。因为后者的结果往往是“戏”难活且将“剧种”拖累得濒危。

我国“非遗”抢救、保护、扶持工作将全面铺开，希望我们的“百戏之祖”在谋生长、促生产、护生存、显生机方面为传统演艺带个好头，探条新路，让许多不足百年的“遗产”看看我们600岁长者的青春气象和时代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