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综合国力渐强，国人自信度大增，对本国传统文化之重视、热爱程度不断攀升。被冷落多年的国故、国粹、国学等固有名词重现身影，日益受到青睐。现就所知，将三词来龙去脉及相互关系予以梳理，并对如何复兴国学之途径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

考“国故”一词，于正史中最早出处见于《晋书·哀帝纪》，乃指“国之变故”。其有云：“显宗成皇帝顾命，以时事多艰，弘高世之风，树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国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复承先绪，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义，固宜本之天属。继体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显宗，以修本统。”《晋书·隐逸传·伍朝传》有云：“尚书郎胡济奏曰：‘臣以为当今资丧乱之余运，承百王之遗弊，进趋者乘国故以侥幸，守道者怀蕴椟以终身，故令敦褒之化亏，退让之风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时务，守静衡门，志道日新，年过耳顺而所尚无亏，诚江南之奇才，丘园之逸老也。不加饰进，何以劝善。且白衣为郡，前汉有旧，宜听光显，以奖风尚。’”《宋书·文帝纪》有云：“上（文帝）答曰：‘皇运艰弊，数钟屯夷，仰惟崇基，感寻国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赖七百祚永，股肱忠贤，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谬降大命，顾己兢悸，何以克堪。辄当暂归朝庭，展哀陵寝，并与贤彦申写所怀。望体其心，勿为辞费’。”以上数例，皆取“国之变故”之意。

时至清末，西学东渐，史家开始用“国故”一词以指“国之掌故”。《清史稿·代善传附昭槤传》有云：“昭梿好学，自号汲修主人，尤习国故。”即为此意。《清史稿·魏源传》有云：“（魏）源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

学术大师章太炎先生曾撰《国故论衡》，此处之“国故”者，专指中国本土学术。因太炎当时身在异国日本，会新学如潮之时，此国故已由掌故而升华扩展为学术之含义。而论衡者，评衡古今学术，使各就其位，分而言之，盖取自东汉王充著作之名以赋新义。太炎治学以小学为本，故上卷为小学十篇。《略说》谓“异域之文谓声，中国之文象形，此徒明其大较，非复刻定之论”。太炎运用西学之方法论与我中华固有学术相结合，每一立论，多以小学为其正名，而后条分缕析直陈而下，此中西学术结合之典范。此后，“国故”一词始大著。

考“国粹”一词，乃“国之精粹”之简称，最早见于《清史稿·张仁黼传》。其有云：（光绪）三十三年，补大理院正卿，奏请敕部院大臣会订法律，略言：“法律主要在乎组织立法机关，而所以成之者有三，曰：定法律宗旨，辨法律性质，编法律成典。中国数千年来，礼陶乐淑，人人皆知尊君亲上。此乃国粹所在，必宜保存，用各国之法以补其不足。尤须造就法律人才。治法治人，相因为用，然后可收实效。”《清史稿·选举志四·制科条》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以“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皆无实际，惟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人称盛。际兹文学渐微，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应下学部筹议”。以“国粹”形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殆无疑义。

考“国学”一词，最早乃指国家所设学校。据《周礼》，“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西周时，设于王城及诸侯设于国都之学校，皆称“国学”。至汉武帝时，从董仲舒之议，立太学，为国家最高学府，故又可以“国学”称之。西晋武帝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以教王公大臣之子，简称“国学”；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同设。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文帝时以国子寺总辖国子、太学、四门等学。炀帝时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唐宋亦以国子监总辖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亦分别设监领学。明清仅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学部，国子监遂废。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与太学，名称虽异，历代制度亦有变化，但俱为国家最高学府，皆曾简称“国学”。

清末民初，学术前辈有不少人留学日本，而日人将专门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之学科称为“支那学”，而我华夏学子将其引进时，取其意而移译改称为“中国学”，简称“国学”。章太炎先生曾撰《国学讲习会序》，中有“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特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特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可不习其文辞”之语，其意旨不难理解，“国学”本质特征即“一国固有之学”，且是“一国自立之本”。而当今多数学者则更强调国学于思想方面的内容，认为“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对应外来之学术，又可称“汉学”；对应新传入之学术，又可称“旧学”。

关于“国故”、“国粹”与“国学”之关系，“国故”一词包含着中国固有的历史与文化之全体，所指范围最为宽泛；而其中之精华者称“国粹，所以“国粹”所指范围小于国故，乃国故之一部分；以国故为研究对象之学问，称“国故学”，简称“国学”。“国学”可大致理解为“国故学”之简称，“国故”与“国学”有相通之处。但仔细探讨，二者又有区别。前者主要表述客观存在之旧物，而后者则已升华为主观能动之学术追求。

二

目前，被冷落已久的国学之兴起已初露端倪，有人热衷，有人反对，有人困惑，有人麻木，但这是历史的必然。国故之整理，国粹之弘扬，国学之复兴，必不是旧有模式之还魂与复述，而是对传统文化之振兴与升华。而优秀文化的回归，则是国运昌盛之征候。尽管“复兴国学”之理念已深入人心，如何复兴国学，以及复兴国学之意义，则绝难一言蔽之。

有一种观点认为振兴国学即振兴儒学。面对西方文化理念日益大行其道的事实，国内振兴儒学的呼声日高，甚至有呼吁将儒教定为国教者。而仔细想来，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信仰的危机。信仰是所有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们必不可少的精神寄托。社会流动的提速，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生存竞争日趋激烈，各种压力难以化解，使得当代人的精神更加躁动不安，经常游离于崩溃的边缘。而信仰无疑是一种绝佳的镇静剂。宗教可以提供信仰，但信仰不一定必然来自宗教。国人宗教情感一向阙如，轻来生而重今世，是中华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特点。而恢复和提升曾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的地位，无疑是医治当前信仰缺失综合症的良方。

历史上儒学虽有“儒教”之说，但平心而论，此教属教化之教，与宗教仍有距离。在儒学体系中获得终极关怀，绝非易事。然而静心感悟，儒学对人生也确有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怀，即对人终极关怀愿望的满足以及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诠释。从儒家经典《大学》所云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关系言之，儒学应具有三个层次。“修身、齐家”属于家庭伦理，即私德层次；“治国”属于社会伦理，即公德层次；最后是平天下，意即使天下众生万物和平相处，则属于终极伦理，即达德。这个层次已超越个体存在、社会存在，而达到了精神漫游的境界，甚至带有些许彼岸性的色彩。当然，只有对儒学具有高深修养和感悟的人们才得以获得这种准终极关怀。所以，仅仅读几句经书，背几首诗词，断不能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信仰要以坚信为前提，对信仰对象断不可轻易置疑，不然任何信仰体系皆有可能在审慎的推敲中土崩瓦解。且要想使某种学说占据国人的心灵，就必须让其在总量和比重等方面显现出明显优势。而现行教育体系的内容和方式，传统文化内容所占比重明显偏小，且我们于不自觉中早已习惯于对传统的批判，对其评价取舍过于轻率。人文科学从来就是以混沌、模糊为特征，绝不可用自然科学领域通常采用的方法精确计量。经过文明史上数千年积淀的文化典籍，被简单地进行价值判断甚至被轻易否定，无疑是我们古老民族的悲哀。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典籍，是国人精神世界的归宿，是涵养国人心灵的源泉。而所谓“模糊”与“不确定”的特性，是具有博大精神魅力的具体体现，正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目前国学萎缩、人文教育缺失的状况，已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重视，诚“物极必反”之铁律。但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驱遣之下，仍成积重难返之势。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除直接受制于利益驱动的因素外，“一国固有之学”的体系发生崩溃和断裂，使我们失去精神依托，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又恰逢社会转型，经济腾飞，千头万绪，零碎纷乱，于急功近利、招架应对之中，难免手忙脚乱，无所适从。而重中之重无疑是要修复业已断裂的国学体系，必可收纲举而目张之效。

回顾往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先知先觉者便有“接续国学”之呼吁。当时尚有一批国学大师硕果仅存，但当时国难当头，救亡图存实属第一要务，且不具备复兴传统所必须具备的较为宽松的国际国内环境。当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过程，我国已摆脱困境，国势不断提升，经济日渐繁荣，可谓东隅已逝，桑榆未晚。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者，必须下大气力开发利用先秦时期之古典经籍，因其所蕴涵之中华文化精华取之不尽，是“国学”之依托，国魂之所系。而秦汉以后形成的文化遗产，几乎皆为对先秦文化的解读、稀释与阐发而已。一纲举而众目张，此乃实现国学复兴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