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建筑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儒家孔孟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的崇高地位，是远远高于武力或求神拜佛的。对“仁”孔子有多种解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仁”就是“爱人” 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儒家对建筑在“仁”和“德”的基础上的大同世界无限向往，“……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孟子鼓吹“仁者无敌”，儒家认为，只有仁者才能久远“仁者寿 ” 。儒家鄙视滥用武力，《论语》里说，后羿善射，不得好死，大禹从事农稼，而有天下。项羽迷信武力，最后死于垓下，连老婆和自己脑袋都保不住，临死前还胡说，“非战之罪。”司马迁认为他是至死不悟。

罗马帝国迷信用武力征服世界，用威慑和法律来治理被征服的民族，然而，罗马武力一旦衰落，欧洲从此分裂。从古到今，凡是穷兵黩武者，包括：古代的亚述人、亚历山大、古罗马、拿破仑、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全都没有好下场。相反，中华文化绵延二千多年，说明，儒家中国其它思想家的睿智是何等光辉。

尽管孔子十分谦逊的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是，他的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就是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十分激烈的，甚至是革命性的，例如：他认为，社会上君子应高于贵族，知识要高于世袭。如果，有人胆敢把这些话到封建时代的欧洲和印度去说，就意味着，只要有知识和道德修养，农奴可以管贵族，贱民可以骑到婆罗门的头上，简直是要翻天了！如果是古罗马时代，肯定要被钉到十字架上去了。

在教育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只要付给一点微薄的报酬，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这种教育开放性，在其它国家的历史中，都是没有的。在印度，教育被垄断在婆罗门手中。欧洲中世纪，贵族以不识字为荣，平头百姓更难得到教育的机会，除非去当教士。

孟子的民主思想十分激进，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载舟之水可以复舟！”“天下者，天下人知天下也，非独夫所独有! ”“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并且强调人民的看法就是天的看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的话，被二千多年后的法国启蒙学者多次用来吹响反封建的号角。

儒家思想最大的局限是其保守和崇古。然而，崇古也不是毫无积极性。在封建社会里，皇帝高高在上，掌握巨大的权力，一旦为所欲为，后果就十分严重，古训和祖训可以对君权构成一定约束。另外，崇古总比拜神要强，因为，毕竟可以从几千年的古人中挑选一个合意的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以复古作为口号。

崇古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对老年人和长辈的尊重。几千年来，中国家庭的孩子必须对长辈孝顺，宗族由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族长管理。经过长期的人生阅历，老年人性情通常比较平和，对社会起到较好的稳定作用。相反，在古罗马，有一个所谓的“六十”回桥制度，对年过六十的老人，统统赶回到全民大会的桥对面去，理由是这些年老体衰的老头子，打仗一点用处都没有，还听他们来唠叨啰嗦干什么？大会上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唱主角，把罗马帝国拖进了无穷无尽的战争中。

尽管，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很多弊端，然而，科举制度本身是以学识取仕为原则，是最合理和公平的举措。汤恩比指出“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建立的。…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这一方法今天已被推广到世界。”而偏偏在我国，在大清末年被废止后，文官考试制度再也没能恢复。尽管，今天也有局部的公务员考试，但远没有形成制度，在规模和公正性上也无法与科举相比。如果，我们对科举制度不是简单的予以废止，而是进行革新和改进，情况也就不会是这样。

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尔乐。”可是，这天下也实在太大，一天到晚的愁，还不把人愁死，还让人活吗？

不碍事，中国除了儒家还是道家，如果说儒家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典范，道家则绝对是浪漫派。中国每个文人都有双重人格，上班时是一脸正经的儒家，下班后，脱掉累赘的官服，换上轻便的便服，也就摇身一变成了道家。就好比，干了一天累活，浑身是汗，回家冲个凉，喝一杯冰镇可乐，精神就为之一爽。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何等的闲逸，何等的潇洒！哪个中国人精神上不想倘佯于田园、山水之间？无论是诗词、绘画，甚至包括日常用品的花瓶、屏风的装饰，都无不在表现道家的那份浪漫和悠闲。道家实际上是中国人的艺术灵感的最大源泉。

儒家是积极的，忙碌的，道家是消极的，休闲的。两种哲学针锋相对，儒家最看重的“仁”和“义”，老子却轻蔑的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就好比人家手里一个宝物，另一个人却“呸”一声说，这玩意儿不值钱。儒生一心一意要当官，道家则寄情于山水之间，绝不愿受官场的管束。楚王请庄子出来当高官。庄子偏不识抬举：“人象猪一样被关起来，养肥了上祭坛，聪明吗？”

回归自然，清静无为是道家的宗旨。今天，世界上科技被滥用，导致人欲横流的现象比比皆是，在科技万能的表面现象冲击下，人类几乎迷失本性。对此，庄子似乎早就预见：“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今天，许多狂热追求物质利益的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物欲的奴隶。高档轿车宝马、奔驰相互比攀，停在外面怕人偷，车子刮了一道漆，心疼好几天，又是修车，又是办保险理赔，你说，究竟你是主人，还是车是主人？

在道家思想熏陶下，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或者在内省上下功夫，追求自身的价值，或者方寸之地见乾坤，即使是一茎草，一片石，也能玩味出无穷乐趣。

罗素对《老子》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也就是生产而不占有，行动而不自我肯定，发展而不企图支配的思想，十分赞赏，感叹道：

“白人的人生目的大不相同。占有、自我肯定、支配，从民族到个人都在热切的追求这些东西。…

“典型的西方人希望成为其周围环境发生尽可能多的变化的原因。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尽可能多而且尽可能雅致地享受生活。在中国同英语世界众多差异中，这一差异乃是根本的。”

还说：

“中国人发现了并且已经实践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接受，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

很有趣的是，尽管相互尖锐矛盾，在中国人心中，却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该是儒家的时候就儒家，该上道家的时候就道家。道家和儒家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也许中国人的思想不求精准，但也不狭隘，有的是宽容精神，很清楚这个世界太复杂了，谁也不见得绝对准确。道家的阴阳八卦，黑白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这种思想表现得非常形象。原子物理中，电子、原子既有粒子性又兼有波动性，单凭逻辑完全讲不通，因此，曾经长期困扰欧洲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波尔认为，无论是波还是粒子都不能完全代表基本粒子的性质，该用粒子解释的时候就用粒子，该用波来解释的时候就用波，要互相补充，即所谓的“互补原理”。因此，他对中国八卦高度赞赏，甚至作为自己的实验室标志。

许多中国长者身上有一种高雅的宽容和 “儒雅”风度，这种风度让许多外国人为之倾倒。中国人的人情味也远比西方人硬邦邦的界限分明，显得更加温馨。罗斯说，许多西方人在与中国人有较多接触后感到，“中国人看问题的方法较西方人更全面，中国人有着更宽阔的心胸，他们镇静而达观的忍耐力往往是那些热切而鲁莽的西方人感到无地自容。”尤其让罗斯非常震惊的是，他与一位学者的一次谈话。这位学者曾经历任传教士、大学校长和使馆顾问等职务。这位汉学家说：“我们渐渐认识到黄种人才是正常的人，而白种人只不过是畸形发展的动物而已。”

罗素于1920年来到中国，担任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发现，在和中国人相处久了以后，“渐渐地，中国人生活的优美和高尚会显露出来，因而那些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的外国人，必定是最热爱中国的人。” “中国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获得外国人喜爱的本领。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喜欢中国，不论那些只是来旅游的还是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的。..。但是我几乎无法回忆出一个在远东的英国人会象喜欢中国人那样喜欢日本人。” “总的说来，我认为中国是我迄今遇到最好的国家之一。”

对中国文化接触得越久，中国文化的含蓄美，也越让外国人陶醉。他们中不仅有李约瑟等汉学家，还有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希拉克对中国文化如此着迷，以至于他离职时，全体内阁赠送他一幅中国水墨画，作为最后的纪念。

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儒家和法家，还有一种不易为人，尤其是外国人，所觉察的文化。这就是不载于书本和典籍的民间文化或草根文化，这种文化用族谱、春联、戏剧、民谣传播与民间，而更多的是以身教言传的方式，在父子间、母女间和师徒间代代相传，勤劳耕织、勤俭节约和知足长乐精神深深的埋藏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孕育出了世界上优秀的工匠和最伟大的女性。科学的失落，应该归结到过去中国文人的身上，但是，责任应该由他们来负吗？

罗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作寄予厚望：

 “我相信，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末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那些把智慧和美，甚至简朴的生活享乐看到更有价值的人，则会发现这些东西在中国要比喧嚣的西方更多。而在这些东西很重视的地方生活将更幸福。我想我能够希望，中国，作为对我们科学知识的回报，将会给我们一些她的伟大宽容与沉思的恬静心灵。”

罗素还说：

“中国人发现了并且已经实践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接受，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

前面已经提到，汤因比说，“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但是，也不得不指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我国的传统文明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带有很多局限，今天，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美好的东西，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也变得越来越浮躁，是不是值得很好的反思呢

罗素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汤因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以他们的睿智，分别从生活思想和历史责任，对中国寄予厚望。如果我们真能做到罗素所希望的那样，改变自己的局限，吸收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那么也许正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那将是一个：不是以彼此仇恨，而是以“仁爱”为核心的世界；不是种族主义的，而是普天之下“皆兄弟”的世界；不是相互争斗不休，而是共同繁荣的世界；不是疯狂掠夺，而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是只需要支付少量束脩，贫民的孩子也能上得起学的“有教无类”世界；是一个道德和知识高于财富和权势的“君子重义”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全世界人民都幸福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