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是各类学术研究领域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总体说来，它是指有关学术领域研究的基本风格和态度，其核心要求为刻苦勤奋，诚实严谨，求真创新，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学术成果。显然，学风包含着怎样做人及怎样为文两方面的内涵，这又延伸到学术道德问题。我们提倡坚持优良学风，追求史学真理，做人治学力求真诚、求实、创新三者相统一。据此，治史者一定要具有淡泊、宁静、诚实、寂寞的纯真品格，以及执着、严谨、求真、创新的奋进精神。

当前，在史学研究领域中，这种风格和精神似较为缺乏，因而出现所谓“学风浮躁”和“学术失范”，甚至不时有学术腐败现象发生。反映在学术成果的发表和出版上，各类史学著作虽然数量猛增，但是存在着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以及低水平重复现象，而且剽窃制假等伪劣学术产品也时有出现，突破了学术道德的基本底线。这种倾向虽具有特殊的时代因素，但我们对当前的学风和学术道德存在的问题不能等闲视之。近年来，教育部先后发布《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促进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的规范化，这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我认为，有关部门还应当为学风建设制定基本的奖惩政策，要把加强史学队伍建设和学术道德自觉性教育结合起来，重视开展学术批评，才能使历史研究朝着优良学风的道路迈进，从而促进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我国古代史家对学风和史德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才、学、识”，即所谓“史学三长”说（又见《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元代史家揭奚斯任修辽、金、宋三史总裁官时，针对当时学者争正统而互相攻讦的情况，提出了“修史之德”的“心术”主张。他认为修史“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清代史家章学诚继承揭氏主张，在《文史通义》中专列《史德》一篇，明确提出“史德”观点，并作了理论上的界定。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刘公纯标点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章氏正式提出心术即史家的道德品质，这是指史家从事史学研究的主观意图及动机和目的。史家必须心术纯正，才能具有治史的职业道德。这里“史德”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古典史家主张的秉笔直书，善恶实录，即求真务实意识；二是指史家学风严谨，要沉下心来，花深工夫，下大力气，对一切历史事件、制度、人物的阐述评论“律以是非之公”，“以求归于至当”。由此提出真知灼见，寻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应当说，德、才、学、识乃是对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包括史学）基本素质的全面要求，而“德”更堪称史家的灵魂，所以章氏在《史德》篇中反复强调，如果史家没有“史德”，即使再有才、学、识，也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

史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在史学研究中，无论继承创新或原始创新，都必须有个前提，即真正掌握地上文献资料、地下文物考古资料（近年来发掘很多重要文献资料）、1000多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资料，一定要穷尽这三类资料，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推雅取正。做好这项基础工作，才能进一步探索历史社会各领域的真实内容和客观规律。而揭示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这一步是最困难的，因为这是真正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引《报任少卿书》）。这里所谓“古今之变”和“兴坏之理”，就是指历史发展变化之至理，也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之意。司马光讲“资治”、“通鉴”，也是指用历史发展的经验和规律，来指导君主和封建政权的治国实践。章学诚认为，治学（包括治史）贵在“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津之逮”（《章学诚·遗书》卷二九《又与正甫论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所谓“能得其所以然”者，意在探索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显然也是指历史发展规律。这些古典史家的观点，无疑对我国古典史学起着积极的影响。

我们知道，即便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历史，要精审地解决历史上和文献中的一切疑难点，也要求对全部有关资料作汰伪存真的清理，作精辟入微的考证，才能求得可靠的结论。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顾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约举有三：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在“博证”中说：“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2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探索历史规律当然比单纯考证个别历史事件，要复杂困难得多。恩格斯曾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这里恩格斯所讲的，正是根据历史学科的特征，以理论指导资料搜集，再经过研究实践而得出正确史学创见的全过程。

实际上在历史研究中，考证与论述、微观与宏观二者是紧密结合的。无论专著和论文，上乘之作总是严谨的史实考证、精审的理论分析、抽象升华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三者的完美结合。朱熹说：“有一种人只就皮壳上做工夫，却于理之所以然者，全无知；有一种人思虑向里去，又嫌眼前道理粗，于事物上都不理会”。他认为这两种人“都是偏，故《大学》必欲格物，致知到格物、知至，则表里精粗无不尽”（《朱子语类》卷一五《大学二·经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参考席泽宗《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第三《〈大学〉的格物致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朱熹认为，无论做哪种学问都必须从表到里，从微观到宏观，全面地把握，才能真正探索到该事物的真谛。因此，史学论著的反复修订也极端重要，因为史料或史实之间内在的准确联系，常常是在修改的缜密深思中领悟出来的，如前辈学者的名言：“半字百推敲，一义千反复”（《启功赘语》第25页）。我们还应该注意，史学的发展，乃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正如朱熹所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所有历史学的特征，决定了要想对中国史研究作出较大贡献，必须穷尽一生精力，长期拼搏奋斗，方有可能实现其理想。“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治史者必须熄灭学术浮躁之火，摒除急功近利之欲，一生在寂寞，宁静、清贫中度过，才能求索和升华出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结论。（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