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熙帝玄烨在《御制全唐诗序》中说，《全唐诗》“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厘为九百卷。于是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这应该是《全唐诗》书题的缘由吧！不过深究起来，所谓《全唐诗》其实并不全。这还得从《全唐诗》的编修缘起讲起。

康熙帝擘画《全唐诗》

康熙帝自幼即学习汉文化，研读儒家经书，被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视为“儒教的教主”。在文学方面，他尤爱唐诗，手书有许多唐诗墨宝传世。古人自盛唐开始，就已在有意识地选录、结集唐诗，如盛唐有殷璠所选《河岳英灵集》，中、晚唐有元结《箧中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韦豰《才调集》等较有影响。宋、金、元、明几代及清初，唐诗选本仍叠出不绝，间有扛鼎之作，如明人高棅的《唐诗品汇》、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与清初季振宜的《唐诗》。只是它们都不令康熙帝满意，认为所收唐诗尽管“篇什极盛”，“然诗以类从，仍多脱漏，未成一代巨观。”（《御制全唐诗序》）于是，他萌生了将全部唐诗结集成册的计划。时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三月，康熙帝第五次南巡至苏州，与江宁织造曹寅谈起编修《全唐诗》的事，颇为欢洽。他当即作出决定，命曹寅主持编纂，并提供包括季振宜《唐诗》、胡震亨《唐音统签》在内的内府所有唐诗集本作参校。五月，曹寅在扬州置诗局开始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此时他的身份已是通政使司通政使。朝中著名文士、在籍翰林彭定求、潘从律、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十人齐聚诗局，共襄盛举。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全书编修完毕，“装潢成帙，进呈御览”。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康熙帝为全书作序并题额为《御定全唐诗》。

日本人开补辑唐诗首功

康熙帝御定《全唐诗》后，乾隆帝又出来金口首肯。其云：

是编秉承圣训，以（胡）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得此一编，而唐诗之源流正变，始末厘然。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四库全书总目》）

乾隆帝也是一位儒雅皇帝，在位时所搞的《四库全书》，是清代又一项世所瞩目的文化工程。两位皇帝既经御定褒奖，一两百年间便自不会有敢对《全唐诗》妄加指摘者了。只是，《全唐诗》毕竟以“全”号称，公开以全部唐诗、全部唐代诗人为征集目标，然而却仅在17个月以后即宣布大功告成，其缺漏与粗疏是可想而知的。对此，作为《全唐诗》主持的曹寅其实也是惴惴不安的。大约在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1707年—1708年）期间，他向当时寓居江南的著名学者朱彝尊讨教，朱当即指出，《全唐诗》第十一函第七册“无考”卷孙元晏以下的43人，其官职并非不能考。朱还开列出《全唐诗未备书目》计149种之多，不过又以“成事不说”为托未作更多评说。（参见《潜采堂书目四种·全唐诗未备书目》冯登甫跋）

今人检讨《全唐诗》的舛误疏漏，罗列有五：一曰未及博览广检群书，遗漏诗人作品颇巨。二曰考订不精，误收他朝（如宋、明）诗歌以数百首计；唐人间张冠李戴、重收复出之作也较多。三曰作品编次不当，诗人小传不确、小注错讹常见。四曰诗、句屡见不注出处或以误注，征引者难以溯源深究。五曰校勘失范处不少，讹字夺字不时有见。

即以卷首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统计诗人、诗作数目来看，其称“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是以概数面世，竟不能提供一个准确数，可见当时成书心切，邀功心切，收兵草草，终以敷衍应事。更令人不解的是，《全唐诗》刊行两百多年来，国人中也竟无一人去为此作一次简单而到位的加法运算。这项工作，竟得由外国人去做！20世纪50年代，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平冈武夫教授主编完成《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二书，对《御定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统计，得出结果：《全唐诗》实收诗歌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诗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二千八百七十三人。我国学者叹服说：“这个数字是相当可靠的。”[1]

　　尚须一提的是，1781年至1788年，即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三年之间，日本学者市河世宁（上毛河世宁）竟碰了当时中国人不敢碰的一个课题——为《全唐诗》补遗。他编成的《全唐诗逸》三卷，收诗人一百二十八人，其中八十二人为《全唐诗》所无；收诗七十二首，句二百七十九条，也是《全唐诗》所无者，且“各篇记其所出”，殊为不易。对此，我国学者亦有感慨：“补辑唐诗之举，首功应推日本学者”。[2]

中国当代学者的大手笔

《全唐诗》的不全（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看）是显而易见的；而日本学者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学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青年学人王重民远渡重洋，赴伦敦、巴黎的相关大学及图书馆查阅所收藏的大批敦煌残卷遗书，辑录到不少唐人“佚诗”。差不多同时，孙望也从《永乐大典》及大量的野史、小说、诗话、笔记（包括域外汉籍，如高丽活字校印本《桂苑笔耕录》）中搜求《全唐诗》未载的诗、句。他们历经近半个世纪的艰难爬梳，方于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各自的辑补工作。王重民的成果是《补全唐诗》及《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二种，收佚诗一百七十六首；孙望的成果是《全唐诗补逸》二十卷，收佚诗七百四十首，句八十七条。此外，安徽大学的童养年也完成《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收诗一千一百五十八首，句二百四十三条。以上四种由中华书局合编为《全唐诗外编》，于1982年正式出版，合收诗人九百三十五位，其中三百九十五位属《全唐诗》不载者。

这之后，中华书局并未甘休，又约请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先生对唐诗补遗进行完善工作。陈先生将目光放在包括《会稽掇英总集》、《天台诗集》、《翰林学士集》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唐宋文献及域外汉集上，所涉典籍达五千余种。其历时两年多，终成《全唐诗补编》，由中华书局于1992年出版。是编对《全唐诗外编》做了细致的甄别工作，剔出一些误收重出之作，又新增佚诗四千六百六十三首，句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诗、句皆必注典籍出处），诗人一千一百九十一人（生平皆以精当考订）。加上《外编》原有成果，《补编》共收诗六千三百二十七首，句一千五百零五条，约为《全唐诗》作品的七分之一；收诗人一千六百多位，其中新见者九百余位，接近《全唐诗》诗人的三分之一。至此，唐诗作品存世者正式已知诗达五万五千七百三十首，句计三千零六十条；所涉唐代诗人三千七八百位。这还不包括1992年夏天在湖南长沙唐窑出土瓷器上所题的几百首唐诗。据悉，“其中不少诗是《全唐诗》中没有收进去的”。[3]

　　不过，中国学者并未满足于此。1989年4月，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新编唐诗的学术会议上，与会的唐诗研究者一致认为，继续像过去那样对《全唐诗》进行修订改编工作，“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学术总集的要求”。于是，在近三百年唐诗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新编一部唐诗总集的动议，便应运而生；而这部总集的名称，就叫《全唐五代诗》。1993年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将它列入重点规划项目，由唐诗学界德高望重的学者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陈尚君担任主编，编纂基地设在苏州大学、河南大学。截至1996年底，已编成初、盛唐七百余家二百三十卷诗稿。[4]相信在不远的几年间，一部集全国唐诗研究者智慧的《全唐五代诗》，将以令时人耳目一新的完整面貌，令后人心悦诚服的严谨形象，取代清编《全唐诗》而屹立于人类文化史的长廊。让我们翘首以待吧！

注释：

[1]《古典文学三百题》，第3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4]佟培基：《近三百年〈全唐诗〉的整理与研究》，《文献》1998年第3期。

[3]《唐诗又添新色彩》，《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8月6日。

【原载】 《文史杂志》 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