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陈寅恪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同住京城，寅老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俞平伯原执教燕大，这一年的十月也来到清华，在大学部中文系担任讲席。当时寅恪先生正在研究韦庄的《秦妇吟》，尝请平伯先生以小楷抄录《秦妇吟》长卷，并注明流传本文字的异同。俞平伯应命写毕，撰有跋语一篇：

余与寅恪倾盖相逢，忘言夙契。同四海以漂流，念一身之憔悴，所谓去日苦多，来日大难，学道无成，忧生益甚，斯信楚囚对泣之言，然不自病其惑也。今岁丁香开后，嘱写此篇。明知字迹尘下，无以塞命，惟念古今来不乏鸿篇巨制，流布词场，而寅恪兄乃独有取于此，且有取于稚弱之笔法，则其意故在牝牡骊黄之间也。中和癸卯后千有四十五年岁次戊辰春三月俞平伯写跋于北京。（参见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69）

《秦妇吟》是寅恪先生生平最重视的一篇作品，曾前后三次校笺，每次均有所增补。第一次在1936年，题目是《读秦妇吟》（后改为《秦妇吟校笺》）；第二次在1950年，题目作《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第三次是最后之定稿本，题目作《韦庄秦妇吟校笺》，收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文集本《寒柳堂集》。

请俞平伯书写长卷，可使我们追溯寅恪先生对韦庄诗作发生特殊兴趣的初始之期，以及他当时的理解。所以当第一次校笺之时，寅恪先生提及：“戊辰之春，俞铭衡君为寅恪写韦端己秦妇吟卷子，张于屋壁。八年以来，课业余暇，偶一讽咏，辄若不解，虽于一二字句稍有所校释，然皆琐细无关宏旨。”那么“宏旨”何在？就在于：“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诫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傥在斯欤？傥在斯欤？”（《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112）

实际上俞平伯对陈之解诗寓意已微有所知，故前面跋语写得非常含蓄，只说“其意故在牝牡骊黄之间也”。

同是1928年这一年，陈寅恪也为俞平伯做了一件值得一书的事情，就是他应俞平伯先生之请，为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曲园的《病中呓语》写了一篇跋语，时间也是在这一年的“春三月”。

经学大师俞樾（曲园为其号）的《呓语》作于晚清庚子、辛丑（1900至1901年）之间，共九章，对后来家国政局的变端颇多预见性，因而为士林所传诵。寅恪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此在跋语中申而论之道：

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以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当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又说：“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多言中，复何奇之有焉！

真可以说，知俞樾者，寅恪也。

跋文还提到与俞平伯的思想交往：

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至第七首所言，则藐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比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抒忧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还说：“此诗末首曰：‘略将数语示儿曹。’然则今日平伯之录之诠之者，似亦为当时所预知。此殆所谓人事之当然而非偶然者欤？”（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页146）

可见陈、俞二人的文字因缘并思想之默契，固有存于文字及话语之外者。

所以，当1954年俞平伯与胡适一起遭受诬枉之灾，谨慎如寅恪先生也禁不住要为他的老友一辩。这就是写于同年的七律《无题》：

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然脂作计疏。

猧子吠声情可悯，狙公赋芋意何居。

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

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

整首诗与俞平伯的身份以及古典、今典，完全对景吻合。《后汉书·蓟子训传》载：“（子训）尝抱郑家婴儿，故失手坠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他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曰：‘死生异路，虽思吾儿，乞不用复见也。’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

俞平伯1949年以后对新政权是认同的，而且似乎焕发了致力于学术的热情，写作与研究格外勤奋。《红楼梦简论》、《读红楼梦随笔》等，均成稿于此一时期。“轩渠笑悦，欲往就之”的欲就父母怀抱的小儿情态，颇似俞平伯对新政权所采取的亲近态度。（最早引此典为说的，是中山大学的李坚教授（见其《陈寅恪诗集中的悲观主义色彩浅释》一文，载《＜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第103页，浙江人们出版社1995年版），不失为诠解陈诗的一个贡献。）

陈寅恪《无题》诗的最后两句有小注：“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此即指当年应俞平伯之约，所作的《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俞樾道光三十年应礼部殿试的复试，诗题是让人易生感伤的“澹烟疏雨落花天”，但他赋得的诗句却为：“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得到曾国藩的激赏。俞樾室名“春在堂”三字，也是在曲园先生罢黜后，由曾国藩所书。所著书则称“春在堂全书”。因此寅恪诗注里的“春在翁”，自是指俞曲园无疑。

第三句“猧子”后亦有注：“太真外传有康国猧子之记载，即今外人所谓‘北京狗’，吾国人则呼之为‘哈巴狗’。元微之梦游春诗‘娇娃睡犹怒’与春晓绝句之‘ 儿撼起钟声动’皆指此物，梦游春之‘娃’乃‘ ’字之误，浅人所妄改者也。”

寅恪先生对批俞以及批胡适之不满，溢于言表，甚至用了责詈挖苦的词语。

陈寅恪《无题》诗五、六句“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也是指俞平伯年轻的时候就发表诗作及研究《红楼梦》，当时还很幼稚，并没当作名山事业，传之后世。尤可见批俞是以强凌弱，实不应该。

试想，以平伯先生纯真善良温厚之才性，也逃不脱遭受大规模批判的命运，岂不是“世人欲杀一轩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