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亦不免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这个词是“依他而起”不够恰当。但国学这个概念，倒也一直在用。只是无须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还不到30年的时间，认真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的是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颇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化的格格不入的阻碍。

谈这个问题，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以降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所以然者，原因之一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出现了崩塌耗散之势。

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

“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

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不堪想象。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层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而前提则是“恢复”对传统的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

因为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20年代反传统的思潮呈压倒之势，对自己的传统当然就不想看了。这样到了80年代，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即使想看也不容易看到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权威学者，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

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当然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少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大多数情况下“新”的没有根基，“新”的不够稳定。龙应台在欧洲看到的那种“静悄悄的传统”，我们中国鲜为一见。

“国学”的内涵虽然有宽窄不同的界定，比如二十年代胡适之先生说，对“国故”作研究就是国学，后来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国学就是指中国固有学术。但构成国学的基本元件，主要还是经学和小学。不明经学，不通小学，宜乎与国学无缘。而现在为学者最缺门的，就是经学和小学，尤其是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是小学的构件，新式学人精于此道的已经百不一见。如果提倡国学，不妨从小学入手，以经学为门径，踏踏实实，一点一滴地做起。不必背两首唐诗，念一篇古文，读过《水浒传》和《红楼梦》，就算是懂了国学。更无须大呼小叫八字没一撇就你也“国学大师”我也“国学大师”起来。

我曾建言，主张小学设“国学”一科，主要选读《诗经》《尚书》《周礼》《周易》和《春秋》“五经”，以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子书”，并且以白文为主。日前得金耀基先生函，表示全然赞同，但他认为中学、大学也应有此科的设置，我觉得他言之有理。但这需要的是实在的“做”，而不是虚浮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