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使用国学概念的时间很早，且终生未尝或离。不过国学以至国粹在太炎先生那里，是作为革命的一种手段来使用的。晚清国粹派，章太炎、刘师培实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国粹派长期被当作保守派的代名词，而究其实，太炎先生是学者兼革命家，虽在学术上坚执古文家的立场，但于文化于思想于政治却并不保守。只不过他是一个特异的天才，论人论文论学，迥异时流而已。

　　他生于清同治七年，即1869年，浙江余杭人，是清季大学者俞樾的弟子。早期赞同变法，而不同于康有为和梁启超。1898年秋天慈禧政变之后，力主革命，但同为革命，与孙中山的旨趣亦不相合。也许是他的超乎侪辈的传统学问的根底和不可有二的语言文字方式，使得他的同志们既赞赏他又感到格格不入。没有人能够不为他的雄文硕学和凛然激昂的气节所折服。

　　清廷惧怕他的影响力，1903年当他36岁的时候将他下狱，就是所谓的“《苏报》案”。案由是太炎先生发表在《苏报》上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里面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语句。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讳，太炎先生直呼其名，而且指其为小丑，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将太炎告上法庭。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法庭由外国人操持，太炎得以不被清廷引渡。但最后还是处以三年徒刑，关在上海西牢，罚做裁缝之事。和章太炎一起被关的有写《革命军》的邹容，罚做苦力，不及刑满，便瘐死狱中。

　　以一国讼一人，近代以来，不知有第二人。太炎因此声名大噪。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派人迎至日本，成为《民报》的主角。清廷迫压，日人限制，《民报》不久遭遇生存危机。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之下，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开办了平生第一个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后来的学界名流，都曾前往听讲。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而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讲习会开始设在《民报》社，后移至东京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地，门楣上直署“章氏国学讲习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

　　太炎先生所以这样做，是缘于他的理念，就是他1906年到日本时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提出唤起民众首在感情，而途径则有二事最为紧要：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可知太炎先生倡扬国学，非关于保守不保守，而是要激发起国人的民族感情和精神。

　　因此之故，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

　　第一次，就是上面所说的东京国学讲习会。

　　第二次，是1913至1916年在北京，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之时，他再次做起了国学讲习事业，自己说是“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家书》），实则所讲内容都是有所为而发。当时袁氏当国，谋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乌烟瘴气不足以形容。所以他把批评孔教作为讲习的重要内容，《驳建立孔教议》就写于这个时候。讲堂的墙壁上张贴着《国学会告白》，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听讲的人数比已往更多，大都是京城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北大的傅斯年、顾颉刚也前来听讲。后由吴承仕记录成《菿汉微言》一书。

　　第三次，1922年夏天章太炎先生居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演讲。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系列演讲，前后共十讲，并有《申报》为之配合，规模影响超过已往。首次开讲在是年的4月1日，讲“国学大概”，听讲者有三四百人。第二次4月8日，续讲前题，听讲者也有约四百人。第三次4月15日，讲“治国学的方法”。第四次4月22日，讲“国学之派别”。第五次4月29日，讲“经学之派别”。第六次5月6日，讲“哲学之派别”。第七次5月13日，续讲“哲学之派别”。第八次5月27日，讲“文学之派别”。第九次6月10日，讲“文学之派别”。第十次6月17日，讲“国学之进步”。持续一个半月，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曹聚仁整理的章氏《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此次系列演讲的记录。另还有张冥飞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是另一个听讲版本。

　　太炎先生演讲之前，1922年3月29日的《申报》，特地刊出《省教育会通告》，对国学讲演的缘由作了说明，其中说：“自欧风东渐，兢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则可见“深惧国学之衰微”是邀请章太炎先生主讲国学的原因。而太炎先生演讲的目的，也在于此。这是国学大师讲国学，有传媒配合，影响最大的一次。

   第四次，是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了更为正式的国学会。成立时间为1933年1月，并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太炎先生为之撰写宣言。后来太炎先生认为《国学商兑》在词义上雷同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建议以“商榷”代替“商兑”，最后遂改作《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的演讲都是在国学会的名义下所作的，地点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有二十多次，有时也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演讲，盛况空前。可能由于在旨趣上太炎先生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之间，有不合之处，所以太炎先生于1935年，又以向所使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名义，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国民政府最高人物蒋公且于1935年3月，派员到苏州看望章氏，“致万金为疗疾之费”，太炎先生将此款项悉数移做讲习会之用，同时也使讲习会的刊物《制言半月刊》，有了短暂的经费支持。

　　晚年的太炎先生在苏州的讲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6年6月14日病逝。因此不妨说，章太炎作为学者兼革命家，是为学问的一生，也是为国学的一生。

　　我们在章太炎的著作和通信中，也经常看到他频繁使用国学的概念。1907年致刘师培函：“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章太炎书信集》页77）；1908年有《与人论国学书》之作（同前，页217）；1909年《与钟正懋》书：“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极。”（同前，页251）1911年《与吴承仕》：“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比于守府而已。”（同前，页294） 1912年与蔡元培同刊寻找刘师培启事，称：“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同上，页82）如此等等，例证多多，不能尽举。

　　可以说，国学这一概念，章太炎不仅使用的早，而且使用的多，终其一生都为此而抛尽心力。章氏本人也以“独欲任持国学”自命。他的学问大厦的两根支柱，一是小学，就是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二是经学，两者都是太炎先生所钟情的国学的真正范围。当然太炎先生同时也喜欢并精研佛学，他主张为学要摈弃孔、佛的门户之见。而对儒学传统，早年倡诸子而诋孔学，晚年则有所变化。

　　所以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