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文化共有家园”与“不够”的300亿

    号称孔孟之乡的山东济宁拟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一事，于全国“两会”期间引发争议而热议至今。

    从有关方面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阐释看来，意义十分重大。譬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呵护、延续、传承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核心道德信仰，加强文化认同，增进中华民族血缘纽带关系，从而起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以及东方文化圣城，东方文化共有家园，中国文化圣地，国家重大文化发展战略，世界文化经典工程，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心目中的文化之根，历史之源，等等，等等。 

    当然，这些宏大的意义，最后还是落实到了投资300个亿上面。尽管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官方网站上有其规划建设办公室的声明，称所谓300亿，仅仅是个别专家的个别意见，不代表主办方的意见，更不能成为投资立论的依据。因为目前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征集创意规划方案，在方案没有确立之前，任何投资概算都是过早的和没有科学依据的。不过，声明中所称的个别专家，似乎正是受聘于标志城的相关组织。而对300亿，专家的意见也认为并不科学，理由则是300亿不够。

    也正是因为这个看来不够的预算数目，引来一片置疑，与之前所说的69名院士联合发出倡议相对应，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有代表指出，这是借文化名义大兴土木。土木之外，文化方面的争议同样激烈。譬如是否地方招商引资、圈钱圈地；譬如日后可以用政府的客流来养育，相当于政府某一个机关掏钱给自己的人员买爱国主义电影票。

    即便不论是否足够，300亿的巨资，在民生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时代，可以换算为住房、物价、教育、医疗、交通、资源、环境乃至低保人群的生活就业等诸多存在资金缺口方面的投入机会。

    ■ 喜剧性错位：主办方强调“文化意义”，文化人强调“任务”属性。社会责任谁来承担？

    有意思的是，与主办方面更多强调标志城的文化诸方面重大意义相对应，作为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的葛剑雄教授，则更多围绕文化之外的问题立论。葛教授表示，他和这个项目的关系，就是接受一个规划的任务。用他的话叫命题作文。也就是将交办方当初始终讲不明白的一个原则的东西，落实到具体。

    应当说，葛教授的落实，从原来建塔建碑的种种设想，而变身为“要么不做，要做就只能做成文化副都”（见《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简直就是极具创造力的发挥，称其为点铁成金，一点也不为过。

    关于葛教授等设计的“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馆，把世界文化遗产都集中起来，然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中国科技馆，还提出来建百戏园，把民间的艺术聚集到这儿”（见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与新浪网联合访谈）的种种规划，究竟是文化标志城还是缩微景观、旅游圣地，容当另议，仅就葛教授的立论姿态，似乎令人更多的想到他仅仅是在遵命承担一个商业的契约。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几乎可以从学术乃至商务方面得到各种圆满的解释，却惟独不可以从文化角度来寻找妥贴的解释。作为一个教授，而且是历史地理文化研究方向的知名学者，又是经常在大众媒体上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名流，葛教授在不经意间，便用一个承接订单的轻松推手，将自己原本拥有的上述身份，予以淡化和规避。或者可以理解为，这里并不存在做与不做的取舍命题。也就是说，他不必从社会责任方面，担当起一个专业人士所应该也可以担当的义务。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复旦大学的战略规划书中，明确写着标志城的建设“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或许巧合的是，该规划书统稿人的专业，正是产业经济。

    其实，葛教授又何止是淡化和规避责任，简直可以说是在以其自身的智慧，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任务”中。譬如他所提醒交办方的“要明确定位”，将原来挥之不去的地方色彩顿时抹去，用“山东是为中央打工，是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是山东跟中央争项目、要钱”（引同上）的堂皇定性，转眼间就将项目的主办方变成了承办方。其中的深刻意义，真正是不可以道里计也。

    ■ “标志城”无法在“文化”上自圆其说

    另外，作为一个卓有建树的知名学者，葛教授也有若干专业方面不大方便自圆其说的地方。譬如他将标志城赋予了国家纪念堂的某些功能，并举法国先贤祠为例。但他又有意无意忽略了某些细节。譬如，法国先贤祠，最初是由那位声称“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大病复原后，作为还愿动议而建造的圣徒守护教堂。而当教堂竣工时，法国大革命已经要砍下路易十六全家的人头，国民公会于是决定将其改做安葬伟人的纪念堂。其间拿破仑称帝后按照他和罗马教皇的交易，又曾恢复为教堂，路易十八上台后，伏尔泰和卢梭的遗骸曾被挪出。直到雨果去世举行国葬，先贤祠才最终完成了世俗化的过程。而葛教授等规划中的标志城，除了并非令他很感动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以及西敏寺教堂莫斯科红场都有的无名战士墓，更是一个没有诸多变更历程、绝非自然形成的全新制作，其间的文化沉淀和差异，想来是不方便简单忽略吧。

    当然，以葛教授的理解，“有人在造纸，有人在做凉茶”的并非单一功能的新建标志城，是可以作为“文物”来附着文化的，所以“你建起来了，过一百年就是传统”，大可不必拘泥于对建起来之前的意义探究。因为“一万年也不会有一个全国认同的圣地”，而解决这种难以自然形成的认同，便“必须人造”。至于规划中标志城存在的包容东西过多而国际上罕见，葛教授则抛开世界文化遗产的国际通例，主要强调中华文化的多元，而不去计较先贤祠之类的单体。据说这是命题作文下“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的办法。这种聪明人才具有的游离本领，被人指认为知行分离的犬儒主义。至于是否如葛教授本人自称的“事情越讲越清楚”，就不得而知了。

    ■ 文化是历史沉淀的精神符号，而非人工的主观攒集

    文化在当今的使用频率，实在是太过密集，直令人替它感到疲劳。这里不妨看看专业辞书上对它的规范解释：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引自《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如此看来，文化，原本是个需要相当时间积累沉淀过滤而自然形成的精神符号，而非人工的主观攒集。一个不免地方经济色彩的土木项目，究竟能否达到其所预期的凝聚诸多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核心道德信仰的文化意义，乃至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样宏大的意义，真的还需要真正专家不惮烦的仔细论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用显然需要仿造的非真文物，就可以提出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说法，恐怕太过失之于简单的图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