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师爷天下闻名，闻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绍兴师爷具有过人的机智和狡猾，而机智和狡猾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他们惯用一种独特的“师爷笔法”。

　　“师爷笔法”有种种，据我的考查，“反复颠倒，无所不可”（一位老师爷总结出的办案秘诀），是“师爷笔法”的一大种类，一大典型，而“颠倒文句”，又是这一类“师爷笔法”的代表。

　　关于“反复颠倒，无所不可”这种“师爷笔法”，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曾涉及到过。狂人怕被别人诬为恶人而被吃掉，说了这样一段话：“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狂人的意思，是生怕别人用“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师爷笔法”，把自己说成恶人。这种“师爷笔法”，狂人很熟悉，他大哥教他做人物论时，让他随便找个理由，便把好人说成了坏人，又让他随便找点理由，把坏人原谅了，坏人便被说成好人，然后大哥便以画圈点来称赞，说狂人是做翻案文章的妙手，有与众不同的见解。这位大哥所教给狂人的笔法，实际就是绍兴师爷常用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之法。关于这种“师爷笔法”，周作人在《师爷笔法》一文中曾经提到过，他说，小时候做文章，写历史人物论，最有效的方法是来一个反做法，有一回论汉高祖，写道：“史称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天资刻薄人也。”底下很容易地引用了两个例子，随即断定。先生看了大悦，给了许多圆圈。周作人在这里说的经历，与狂人做人物论的情况差不多。周作人的老师教给他的“反做法”，实际也就是绍兴师爷常用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之法。

　　在“反复颠倒，无所不可”之法当中，又有许多具体的方法，除了鲁迅和周作人提到的“反做法”之外，还有“颠倒文句”等其他方法，在这诸种方法中，我感觉“颠倒文句”之法是最有代表性的，堪称是“反复颠倒，无所不可”之法的代表作。所谓“颠倒文句”，就是把原本表达某一种意思的句子，颠倒过来说，从而使原来的意思发生变化――或与原意有异，或与原意完全相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把“屡战屡败”颠倒过来，变成“屡败屡战”，使常败将军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艰韧不拔，不取得胜利决不罢休的将军的形象。这是绍兴师爷的“颠倒文句”之法的一个杰作，所以，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赵忠祥在主持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时，还把“屡败屡战”当作了成语来使用。

　　那么，就先来谈一下这个“屡败屡战”的掌故。关于这个掌故，有很多种说法，在我看到的文献中，我觉得下面一个说法可信度大一些。相传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时总打败仗，有一次向咸丰皇帝乞求增援，上的折子中有一句是“臣军屡战屡北（败）”，师爷马家鼎看了后，提意见说，“屡战屡北”词意颓唐，不妨易为“屡北屡战”。这一改动，真是妙极，虽然仍是铺叙战报，事实仍旧，但气概已完全不同。曾国藩看后大加赞赏，说：“一字之易，所以值千金，端在此耳。”果然，奏折呈上以后，曾国藩不但没有被罢官，反而被咸丰皇帝认为忠勇可嘉，他手下的战将鲍超也因此保住了性命。但也有的记载说，上奏折的不是曾国藩，而是一个叫德兴阿的官吏。还有人传说，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的，不是某个师爷，而就是曾国藩本人。

　　从研究“师爷笔法”的角度来看，“屡败屡战”的著作权究竟是谁，已无多大意义，因为即使是曾国藩自己写的，而不是师爷写的，也反映出曾国藩受到了“师爷笔法”的深深的影响，因为“屡败屡战”这种写法，是地地道道的“师爷笔法”。

　　在“师爷笔法”中，“颠倒文句”的技巧，是经常被使用的，除“屡败屡战”之外，还有很多例子。先举一个与“屡败屡战”极为相似的例子。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在《南亭笔记》卷十中记云，清朝大吏吴大徵幕中有个师爷，名叫黄慎之，“在吴幕中襄案牍，曾拟招降告示，中有句云：‘本大臣于三战三北之余，自有七纵七擒之计。’”吴大徵是个草包将军，常打败仗，甲午之役中，曾大败于平壤，但他幕中的这位黄师爷却是个“师爷笔法”的高手，大笔一挥，便为吴大徵的败绩解了围――虽然三战三败，却仍有七纵七擒之计，简直可与破蛮兵，擒孟获的诸葛亮比肩。这个“三败七计”之说，几乎就是“屡败屡战”的翻版，黄慎之也就是另一个马家鼎。《南亭笔记》是李伯元写的一本记录清代掌故的笔记，可信度很高。黄慎之的这个例子，应当是可信的。

　　还有一个例子。民国年间有位叫徐哲身的先生编了一本《绍兴师爷轶事》，汇集了不少绍兴师爷的历史资料，其中记了这样一件事：光绪年间有个渔民，为报生母之仇，将父亲的妾砍死了。渔民是个有名的孝子，有人想救他，但判案的浙江巡抚刘秉章认为案子已定，无法挽回了。这时，一位姓年的绍兴师爷看了案卷以后，将“谳词”――“情有可原，法无可赦”，颠倒成了“法无可赦，情有可原”，于是，文意大变，布满乌云的天空顿时晴朗，这个渔民死里逃生了。这句话在改动前，侧重点在“法无可赦”，意在渔民该杀，改动后，侧重点就变为“情有可原”了，意在可以不杀。几个汉字的轻轻移动，就把这个渔民的性命保住了。

　　李伯元在《南亭笔记》卷一中，也曾谈到过将这句“法无可赦，情有可原”的谳词颠倒过来的事，但所记的主人公不是姓年的师爷，而是晚清顾命大臣肃顺。文云：“柏俊因科场案发，内阁某臣拟旨，中有曰：‘法无可恕，情有可原’。意盖欲脱其罪也。既上，肃顺颠倒其词曰：‘情有可原，法无可恕。’遂论弃市。”戌午年发生的柏俊科场案，是晚清有名的科场弊案，结局是直接责任人、正总裁柏俊被斩首。从李伯元的记载看，在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是发生过“谳词”之争的。一共八个字，如何摆法儿，便能决定柏俊的死活。李伯元对这种“师爷笔法”颇感惊异，叹道：“此种舞文手笔，闻之令人咋舌。”在这段掌故中，颠倒文句的肃顺并不是师爷，但他用的笔法，却是标准的“师爷笔法”。这说明，“师爷笔法”在清朝已不只是绍兴师爷会用，而是许多官吏都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可见，“师爷笔法”是浸染了整个官场的。

　　说“师爷笔法”浸染了整个官场，还可以再举一件官员断案时颠倒文句的例子。清朝有一桩著名的文字狱“《字贯》案”，案情是：有个叫王锡侯的文人编了一本简明字典，自序中有些对《康熙字典》不大恭敬的字样，被一个叫王泷南的讼棍告发了，罪名是“狂妄悖逆”，这可是要掉脑袋的罪名。但审案的江西巡抚海成看了《字贯》以后，觉得问题没那么严重，就想给王锡侯开脱一下，于是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意思是《字贯》并没有“悖逆”即反对皇帝的大逆不法的罪过，不过是在字里行间隐含有将《字贯》的一些内容和《康熙字典》比较高下的意思。海成写的这句话，实际用的也是“师爷笔法”中的颠倒文句的笔法。本来，告讦者王泷南的潜台词是：《字贯》“貌似轩轾之意，实为悖逆之词”，若按此句之意，王锡侯必死，但海成将王泷南的潜台词颠倒了过来，原意就变了，把王锡侯的罪过减轻了许多。但是，没想到折子一经“御览”，乾隆皇帝大怒，骂海成有眼无珠，连这么明显的“大逆不法”都看不出来。结果，乾隆不但下令将王锡侯斩立决，连海成也判了个斩监候。徐凌霄先生在小说《古城返照记》中曾写到这件有名的“《字贯》案”，其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这其间‘虽无悖逆之词，隐有轩轾之意’，乃是官样文章掉笔头耍枪花的老套。”他把这句断语目为“官样文章”，目为“老套”，可说是很有眼力的说法，这说明，他看出了这种笔法乃是清代官场上的一种流行笔法。这种笔法，也就是“师爷笔法”。

　　文句一颠倒，便产生新的意思，这是中国文字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似乎也是中国文字的一个特点。绍兴师爷是很熟练地运用这种“颠倒文句”之法的一群人，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需要。但这一文字技巧，却又并非只是绍兴师爷才懂得，许多作家和诗人，由于日日浸淫于诗文，也很明白这当中的道理。例如一位古代诗评家这样评说杜甫的《登楼》诗：

　　《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起得沉厚突兀。若倒装一转：“万方多难此登临，花近高楼伤客心。”便是平调。此秘诀也。

　　这两句诗若是颠倒了次序，确实失去了原来的韵味。原句是多么沉郁、博大，骨力突显，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的忧患情怀，而若“倒装一转”，则变得平淡无奇，也不那么沉郁、博大了。中国文字是能写出许许多多类似《登楼》这样的句子的，这种句子，不像“一碗豆腐，豆腐一碗”那样，怎么颠倒，意思都一样，而是一颠倒，意思就发生了变化。绍兴师爷正是看到了中国文字的这一特点，亦即那位诗评家所说的“秘诀”，并熟练地利用了这一“秘诀”，从而达到了翻云覆雨，颠倒事实，或陷人于罪，或救人于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