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探讨国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时时伴随着我们不肯离去，就是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的关系问题。正是鉴于此，百年以还对国学的概念提出置疑的学人亦复不少。最具代表性的是何炳松先生。1929年他发表的《论所谓“国学”》一文，提出的口号是：“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理由有四：一，来历不明；二，界限不清；三，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

    何炳松讲的要推翻国学的这“四大理由”，能否都站得住脚，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他的两段相关论述文字。

　　第一段文字：

　　我们知道德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科学和史学，法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和哲学，美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各种新的社会科学，英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日本对于世界学术上的最大的贡献是东洋的史地学。他們對於世界的学术都是各有贡献，但是他们都绝对没有什么国学。我们试问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种国学，那末中国国学的特质是什么？他的真价值究竟怎样？他们对世界学术究竟曾经有过一种什么贡献？假使我们自问对于中国国学的特质、价值，和他们对于世界学术的贡献，我们都一点不知道，那末所谓国学究竟是什么东西？（《何炳松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7，页382）

　　第二段文字：

　　我们研究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文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文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天算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天文和算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是否还想要做一个“大坛场”上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朱熹？中国的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文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文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天文算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天文学家算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同上）

    何炳松上述第一段文字，意在探讨国学与世界各国学术之间的互动问题。既然德、法、美、英等学术发达并且对世界学术有过重要贡献的国家，他们都不以本国学问笼统自命为国学，该是哪一学科领域的贡献就是哪一学科领域的贡献，哲学就是哲学，史学就是史学，文学就是文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政治学就是政治学，科学就是科学，我们却以一个国学概括自己的全部学术，何炳松认为“在现今科学昌明的时代，决不容许的”。他当然说的有些绝对，但基本义涵不见得对我们没有一点参考价值。

    何炳松上述第二段文字，说的就是现代学术的分科所引发的学人的专业化问题。现代学术分科的结果，实际上已经使得国学独立义涵的应用性大为减弱。中国传统学术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现代学术转变以后，已为艺术、文学、史学、哲学诸学科所置换，总称做人文学科。中国古代原无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民国以后才开始重建。现代社会国际间学术互动频繁，而学术互动都是分学科进行的。其实胡适当年在号召“整理国故”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一个学人能够在单独一个领域有所建树，已属难能可贵。事实上，也没有哪个现代学人以研究国学自期自许自重。

    假如你向一位研究古典文学或者哲学史或者历史学的学者发问，请教他如今治何学，他大约连古典文学、哲学史、历史学这些现成的概念都不肯用，而是更具体的或唐代文学或明清小说，以及宋明理学或晚清诸子学，乃至宋史、明史、清史等等，已经自己觉得不免空阔。他绝对不敢说，他老先生是研究国学的。如果他讲了，你即使不被吓着，也会蓦地一惊。已故北大邓广铭先生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但如果你问他研究何种学问，他也只是说“宋代”，还会加上一句“做的不好”，绝不笼统地说他研究历史学（填表之类应为例外）。至于国学一词，我熟悉的老辈学人中，没有一位以研究国学自诩。当然国学根底厚不厚，扎实不扎实的话是常说的。盖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文字、音韵、训诂为构件的“小学”，和以“六艺”为代表的经学。

    其实世界各国的学术，其为“学”，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完成“学”的方法、途径和型态，所谓“化迹”不同。中国哲学和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哲学，研究对象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都离不开人、生命、宇宙、自然秩序，都想深入到“玄“或曰“真际”的世界，并希望用玄理给出攸深的结论。中国哲学有“近譬诸身”的讲求实际的特点，固然也，这在先秦儒家那里表现的最为明显。但中国哲学也是从不回避对“玄理”的探究的，这有易、老、庄“三玄”经典为证。朱熹哲学其实已经 “玄”得可以了，他说的那个“理”，你能看得见摸得着吗？只不过还有些“拖泥带水”，在纯哲学家眼里还不够彻底而已。但中国哲学的论理型态又是与西方不同的，比如说中国先哲并不以追求体系为能事，而西方哲学恰恰需要体系化。但这丝毫不影响易经、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

    国学这一概念其实是有特定内涵的名词，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小心小心，切不可你也国学，我也国学，大家彼此一下子热起来。更不要花费心思去选举“国学大师”。我们晚学不敢与闻是自然的，我们的长辈恐怕也会望而却步。“国学大师”的名号，不是谁都可以接过来的，20世纪至今这一百年，能够荣此称号者并没有很多人。章太炎最堪当此称号。他的弟子黄侃著述不多，但没有人否认黄的国学地位。王国维当然也当之，但王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学术的拓展面甚广，西学、敦煌学、甲骨学亦其所长，光以国学范围之似还不够。因为敦煌学和甲骨学是世界显学，所以幸好至今还没看到国学提倡者把敦煌学和甲骨学也据为自己的国学的。倒是钱宾四、张舜徽两位，如果称为国学大师，未屈尊也不算溢美。钱、张都通四部，而尤以张舜徽先生的小学根底深厚。张的《说文解字约注》就有近三百万言。

    鲁迅诚然是大作家，大学者，但如果你尊他为国学大师，他也许会站起来骂你一通。钱钟书先生，我们都认为他的学问着实了得，可是你要称他为国学大师，他肯定不会接受。还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很可能他并不认为这是一项荣誉。即使陈寅恪，还是径直称他为大史学家、大思想家更为恰当，因为他的学问并不以经学和小学为能事，而是以通古今之变而又能贯通中西的学术结构见长，凸现的是史学的现代性。如同对王国维一样，称陈寅恪为国学大师，也感到无法范围他的学问的内涵，。

    九十年代初，百花洲出版社有《国学大师丛书》的拟议，来京约请部分涉足传统学问领域的学人座谈，本人敬陪末座，我当时就觉得名单开列得过宽，鲁迅、蔡元培、贺麟、林语堂、欧阳渐，都算做国学大师了。这些人当然都是了不起的大家，可就是不宜于称他们为国学大师。说到底是国学有宽窄两重义涵，宽的就是胡适所说的，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即研究“国故学”的，都可以简称为国学。但后来大家普遍接受的国学的义涵，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但这也还是比较宽的义涵。国学的窄一些的义涵，我多次说过，应与经学和小学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国学应该如马一浮所说，是指“六艺之学”，亦即“六经”（《乐经》不传，剩下“五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子书”，是“五经”的通俗课本，也可以看作是通向“五经”的桥梁。

    不通经学，不明小学，国学大师的称号宜乎与其无缘。中国的五十年代之後，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学人、知识分子为人所轻贱，教授一度都不评，博士、硕士更没有（军队也取消了军衔），“老师”、“先生”已感奢侈，“老张”、“老李”叫得口滑而两不为异。那时想给一个和学术沾边的人戴个高帽，相应的词汇都难以寻觅。现在博士、教授到处都是，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教授满地走，博士多如狗”，因此教授的称呼也就平常如屣没有意思了。故今日之时尚是流行“大师”。各行各界的“大师”我没有研究，不敢多所置喙，只就“国学大师”而言，以我对学术史的粗浅知识，认为还是应该慎用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