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而小说的开篇词却不是罗氏所作，是出于明代文学家、翰林学士杨慎之手。罗的生卒年（约公元1330年—约1400年）与杨的生卒年（公元1488年—1559年）相去甚远，即罗老先生要比杨老先生大了一百五十多岁，虽然两位同在明季。说来此类张冠李戴的情形在那个年代并不鲜见，比如罗贯中的另外两部小说《隋唐志传》、《残唐历代史演义》就被后人改得更加面目全非。原因很简单，那时的印刷业落后，更谈不上版权的被尊重，手手相传相抄，好事者为我所用，有增有删，方弄成如此体统。
关键还在于这首开篇词的主题是与《三国演义》的主题不一致的，二者甚至是相悖的。我们从开篇词中读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老庄的出世思想。杨慎曾在嘉靖年间，以“大礼”之议触犯明世宗，下狱，谪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其诗文甚多，被谪后则多感愤之作。这首《临江仙》很可能是写于被贬之后。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处于逆境时，顺境、逆境的反差使他看破了“红尘”，此时也最易从老庄哲学里寻找精神武器，以使自己在心理上得到安慰、平衡。而《三国演义》则是把蜀汉当作整个作品的主导方面，尊蜀汉为正统（陈寿在《三国志》里则尊魏为正统），鲜明地表现了拥刘反曹倾向。作者把刘、关、张、诸葛亮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全书共一百二十回，其中自桃园结义至诸葛亮死于五丈原这五十一年间的事就占了一百零四回。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儒家思想，人们又往往把这种思想具体化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比较积极、入世的思想。《三国演义》的主题是与这个主导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说《三国演义》问世后的几百年里，许多后世的读者都在推想作者罗贯中应该是封建社会里的一位有理想、有抱负且具有相当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物。这种推想不无道理，因为罗贯中已经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亮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由此，我们才可以进一步作出这样的判断：杨慎的《临江仙》词是无法揭示小说《三国演义》和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编导把开篇词作为该剧的主题歌，貌似忠实于小说原著，实际上却是对小说《三国演义》的一种误读。
在接受美学看来，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说艺术作品主题的多义性，即人们对于同一部艺术作品或同一个艺术形象，会作出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种理解和阐释，有时是相似的，有时又是相反的，呈现出千姿百态，甚至是千奇百怪。《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层峦叠嶂中的高山，高山仰止。《红楼梦》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贾宝玉的典型意义安在，至今在红学界还没有停止争论。有人说《红楼梦》写的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家事，贾宝玉就是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有人说《红楼梦》影射的是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恋爱故事；有人则说《红楼梦》描述康熙朝的政治，作者曹雪芹抱民族之痛，目的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就是曹頫，贾宝玉就是曹雪芹；作家刘心武把探讨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是谁作为切入点，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上述新老红学家们的不同见解，有些显然是对《红楼梦》的误读，有些则是“一千个贾宝玉”中的一个，是《红楼梦》多义性中之“一义”而已。鲁迅笔下的阿Q的典型性，同样的众说纷纭，是农民的典型抑或落后农民的典型，至今依然莫衷一是。对艺术作品的误读和艺术作品的多义性并非可以画等号的两件事，但二者又经常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提高鉴赏素养，真正弄懂作品，对作品作出准确的解读。
要避免误读，亦非易事。比如，对于浩然恣肆的楚辞，我们并不陌生，但“离骚”二字如何解释，却没有那么轻松。离骚，离之骚也，即屈大夫离开楚国后所发的一番牢骚。一般作如是解读。但传统的训诂派楚辞学家周谷城就此曾对毛泽东同志解释过：“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离’、‘牢’同声。”说法还有很多，远不止于此。我们曾经把经典著作中的“扬弃私有制”误译为“消灭私有制”，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误译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后改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妥），这也算得上是一种重大的误读吧！建国初期，郭沫若曾对毛泽东同志的诗句“枯木朽株齐努力”作出了错误解释自然也是一种误读。大家非常熟悉的两句唐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有人说是宋之问写的，有人说是刘希夷写的，其实宋是刘的舅舅，为了这两句诗，宋之问还害死了刘希夷，这是至今尚无结论的唐代著作权方面的一个疑案。此事对于我们来说，当然谈不上是误读。
最令人不愉快的还是时下的那种知识性一类的误读。比如，把“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说成“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把风马牛不相及的撒旦和凯撒扯在一起，弄成笑话（假如作为相声中的笑料尚无不可）。撒旦是基督教传说中的魔鬼，凯撒则是古罗马帝国的统帅、政治家、作家。还有，把“空穴来风”、“六月流火”、“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等词语的本义完全弄反了，还堂而皇之见诸“大作”，十分遗憾。如此谬种流传，会贻误我们的子孙后代。这反映了人们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浮躁心态，事情本身还关乎捍卫祖国语言纯洁性的问题。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著名的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季镇淮先生少年时曾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对于《左传》中一篇文章里的一个标点（即如何句读）的看法，师生之间并不一致。若干年后，两人在京华相逢，朱先生还不曾忘掉这件事，向学生坦承自己当年的意见是错的。季先生特此撰文称赞朱先生的为师之风，但我们读出的还有朱自清先生对于误读的那种认真态度，令后生感佩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