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古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有关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字记录。（高士华提供）

　　按照一般的说法，世界上主要有五大文化圈，东亚、西方、伊斯兰教、印度、东正教文化圈，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文化传播中心，从自我中心的角度，我们往往称之为中华文化圈。汉字、儒家思想、以中国法律为蓝本的法律制度、中国化的佛教，席卷东亚的朝鲜、日本、琉球（现日本冲绳县）和东南亚的越南，缔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虽然是多源的，但这些源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核心区域，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展，使周围广大地区在文化上表现出共同的特质，具有很高的文化同质性，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自夸显然言过其实，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是无远弗届的。中国曾经以武力或者文化为武器，强迫周围国家服从自己，顶礼膜拜，却从来没有向印度发出过前来朝贡叩头的指令，印度文明曾经以她的宗教大大影响了东亚文明，东亚文明却没有对印度文明有任何可以称道的贡献。当然，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超越了国家边界，在东亚（包括越南）整个地域内具有优势和中心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

　　也就是说，东亚文明不是一个文明，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多个国家，文明的扩展，打破和超越了国家边界。与此相关的文明内外的区别标准，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种族血统，而是文化礼仪。蛮夷之民接受华夏文化就可以纳入中华文化圈中，孔子在《春秋》里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用夏礼则夏之。”

　　文明超越了国家，这就出现了文化边界和国家边界不一致的现象。文化的边界和国家的政治边界相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变化不是那么激烈，特别是在没有和其他文明大规模接触和冲突的时候。然而，到了近代，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不但要保卫国家的边界，同时也要保卫文明的边界，往往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与此相关的是边疆。

　　边疆，是指靠近边界的区域。基于文化和政治边界的不一致，文化和政治的边疆也往往同样有不一致的情况。

　　1942年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已经指出了文化边疆和政治边疆的区别：“国人之谈边疆者，主要不出两种含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也是地理上的边疆。”“东南诸省，以海为界，本是国界，而并不被视为边疆；反之，甘青川藏，地居腹心，而反被称为边疆，这明明不是指国界上的边疆，而是指文化上的边疆。”“旧称边疆为‘化外’亦代表文化的观点。所谓‘化外’就是蛮荒未开化的区域”。在古代中国的内部，一些地区由于处于所谓未受儒家思想教化的地区，往往被排斥在中华文明圈之外。当然，就是有这种主张的人，也不会否认他们处于政治边界之内，是中国疆域的一部分，他们也是中国人。

　　1874年因为台湾原住民杀害了琉球人，日本兴师问罪，清朝总理衙门的官员称台湾原住民为“生番”，以“化外之民，未便穷治”来搪塞，但这里没有任何否认他们是清朝人的意思，日本却别有用心，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中国”在很多场合，被作为文化概念使用。葛剑雄教授指出，“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不断地变化和扩大的。”著名学者谭其骧也指出，“‘中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以“中国”两个字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个观念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形成的。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这个观念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魏源把十八省同新疆、西藏、蒙古对立起来，只把十八省叫“中国”。“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而至于因为作者本人跑到西南的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他作笔记就把贵州、广西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不看作中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内地看作中国。”就是说，十八省之外，不是“中国”，是“化外”之地，不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这种观念给近代政治边界观念的确立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在文明内部的中国和周边国家特别是朝贡国家之间，在“天下一体”的观念之下，政治边界被弱化和相对化，这种界线划分往往是治理国家的行政需要，是为了区分你我，而不是为了区分敌我。所以，对近代初期的中国政治边界，就出现了“暧昧”的指责，甚至有人指出中国古代无国界。近代以来，在外来侵略和近代化的双重影响之下，文明边界变得不清晰，甚至大大收缩。同时，政治边界和观念被明确化、强化、绝对化。由于这个过程充满着被迫和屈辱、抗争，政治边界被神圣化了，成了捍卫国家、抵抗侵略的象征，也使得边界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复杂、艰难和带有感情色彩。其实，在古代文明中间，只有中华文明在蜕变为近代国家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来疆域的面积和连续性。对近代政治边界的变迁，需要更为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现代的世界体系是以欧美国家核心，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则属于边陲，中国处于这个世界体系的边缘，但是随着韩国、台湾、中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受欧洲共同体成立的启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呼声逐渐提高，作为东亚国际文字的汉字的重要性被重新评价，类似汉字文化圈的提法也越来越多地被使用，那些过去属于汉字文化圈而废弃了汉字的国家，也出现了要求恢复汉字的呼声。在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审美心理等方面具有那么多同质性或相似性的东亚，建立共同体不是不可能，问题是，这些是东亚古代文明的简单复活吗？中国也像以前那样在其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吗？

　　不错，从二十世纪末开始，人类交往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倾向于解除各区域的边界，削弱其文化特色，推行统一的理念，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日益明朗，全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开始同质化、一体化，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受到挑战并开始被相对化，但这些同质化、一体化和古老的东亚文明有根本的不同，是在全球文明基础上实施的，东亚文明不是它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也不是东亚共同体的出发点，让大家走到一起的是利益，而不是文化。过去的时代不可能再回来。

　　中国具有漫长的边界，根据《中国的疆界》提供的数据，中国的边界居世界第四位，其中陆上19625公里、海上19320公里，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带状性质的边疆(frontier)越来越被线状性质的边界（boundary）所取代，政治边界变得明确而至尊，近代边界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领土主权思想把中国带入近代世界。但疆域不等于领土，更不一定变为领土，葛剑雄教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领土是以明确的主权为根据的，但疆域所指的境界就不一定有非常完全的主权归属。例如历史上的中原王朝除了拥有主权很明确的正式行政区以外，往往还有不少属国、藩国、羁縻单位等各种附属的、接受监护的或自治的区域。王朝在这些区域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千差万别，有的能拥有完全主权，与正式政区相同；有的只能部分控制，或者不能稳定地控制；还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归属，与外国并无二致；要根据完全的主权标准来确定疆域的范围就很不容易。”

　　不错，清朝前期的疆域，东至库页岛、台湾，南达南海南沙群岛，西跨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至西伯利亚，但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之下，也没有成为近代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更和当代的中国领土毫无关系。

　　人们经常产生错觉，好像具有同样的文化，不但可以产生亲近感，而且可以建立政治共同体或者国家。国家的认同和文化的认同是两回事，两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近代国家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领土主权的绝对化，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日本近代的“同文同种”纯粹是为侵略找借口。现在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来往时，也想当然地以为在重大的外交行动上，他们不但应该和中国同调，也该围绕中国的指挥棒转，因为他们不但大部分是华裔，文化也并无太大差异。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了国家的特质。

　　近年来，中国和周边国家特别是韩国在文化的发明、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上有一些摩擦，大家都曾经生活在同一文明的天空之下，文化具有同质性，难免在发明、首创方面出现一些争执，本属正常。东亚文明属于过去，现在是韩国文化、日本文化、越南文化的国家文化时代，过去这些国家就力争摆脱中国，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现在更觉得应该和同样被边缘化的中国平起平坐了。这在多元文化时代，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虽然在文化的首创、独创上，我们绝对应该坚持我们的立场。

　　现在的中国，边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完成国家均质化，边疆和内地具有同样的发展水平，边疆消失了，才算边疆问题的最后解决。远在1890年代，美国就已经宣布边疆不存在了。唱着《噢！苏珊娜》，赶着马车争相奔赴西部，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应该加快边疆开发，早日解决我们的边缘地区的问题，我们更应该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取其他文明之长，早日从边缘位置上解放出来，再创辉煌。

    孔子不仅在中国被附逆奉为“圣人”他的思想也对中国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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