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是章太炎先生发明的概念。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典章与制度、典故与故事，都可以叫做国故。典故和故事有口头流传的，有纸面上书写的，当然我们接触的是纸面上的多。所以谈国故离不开文字。章太炎先生是货真价实的文字学家，他最有资格谈国故。可是“国故”这个词，现在也几乎不用了。你听哪一位以传统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的从业人员，自称自己是研究国故的。其实章太炎先生也没有向别人说他是研究国故的，而是纸面行文，他选择了这个特殊的词汇，他的一本书就叫做《国故论衡》。

　　“国故”一词所以传扬开，是由于两个特别的契机：一是1919年初，傅斯年办的《新潮》出刊后，刘师培办了一个旨趣相异的《国故》月刊，两刊就“国故”问题展开讨论，傅斯年、毛子水一起上阵，是非得失姑且不论，“国故”一词因此扩大了影响应是事实。二是1920年胡适在他那篇纲领式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里，响亮地提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他说：

　　这叫做“整理国故”。现在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全集》第一卷，页699）

　　试想胡适在五四过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当口，是何等权威地位，他这样睥睨一切的大叫大嚷，能不发生影响么。何况两年之后北大国学门就成立了，“整理国故”成为国学门的基本旨趣。

　　胡适不同于章太炎的地方，是他明确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但对太炎先生，他不忘给予尊礼。他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顾颉刚也说：“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划。”（《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尽管如此，上世纪二十年代还是因了“国故”两字而有许多讨论，单是许啸天编的《国故学讨论集》，就有足足的三册。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国故就是我们已往历史文化的那些东西，对国故进行研究，就是国故学，也可以简称为国学。

　　如同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所说：

　　“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胡适之先生果然讲的明白，但这也只是对国学的一种解释，后来大家更为一致的意见，是认为国学应该指中国的固有学术，也就是先秦迄于晚清儒释道各家各派学术思想的渊源流变，而“五经”、“四部”则是它的文本典籍的主要型态。不过这已经是很宽泛的定义了，窄一点的应该是马一浮的看法，他认为国学主要指“六艺之学”。

    胡适说的研究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现在看不到有人继续这样讲了。盖一个特殊词汇的发明常有其时代性，当时大家这样讲，互不以为异，时过境迁便觉拗口，又会被另外的具有新的时代性的语词所取代，或竟至于淘汰死亡，也是常例。“国故”一词就经历了这样的命运。因此理所当然地胡适为国学下的定义，所谓“国故学”的省称就是“国学”，除非历史叙述，如今已经没有获得生命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