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先生少年时即工文字训诂等国学,中年时又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人类学,学贯中西,其治学思维亦呈现多元化特征,表现为具体乃是其多元的研究视角。以往的楚辞研究者们往往拘于文字训诂或是章句评点,而姜先生则是从历史、地理、民俗、考古、文化等多种角度解读《楚辞》。如《离骚》开篇四句,历来注家只解其乃寅年寅月寅日生,三寅相叠。而姜先生则从历史、地理、民俗三个角度分别阐发:从历史上看,高阳原为光明之神,继而演变为地方神,又继则变为楚之祖先;从地理上看,姜先生否定了原有的楚人东来说及其他误说,提出楚人西来的观点:“若水在昆仑之墟,此屈子所至为崇敬之地,盖楚人以其自西来也。”从民俗上看,姜先生认为楚国保留了较多的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遂对许多字有了更为深入的阐发,如对“寅”的解释:“寅者,古渔猎时代,人民奉矢祀日,以象祀日之事,至为庄肃。”
以往的研究往往从北方文化的视角来评判屈原及其作品,以致陷入迷惑。姜先生则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出发,他认为楚民族本与大夏族同起于黄河上游,当周民族在黄河上游兴起建立礼仪文化时,楚民族则南下云梦并保留了较浓厚的原始文化色彩。据此,姜先生提出了楚学与北学不同体系的著名论断。由此论断,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离骚》中的情节,先生在《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中云:“齐、鲁、三晋之书,必求雅训,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屈子言之最多。上通于天,陈辞于舜,迎宓妃,求二姚,逐日月,使西皇,无处不怪,无在不乱,则其史必多鬼神之事,为缙绅先生所不言,必欲扬弃而后快。其合于民习者至多,《九歌》之肆情无隐,《天问》之放言无忌,《远游》之浪漫无涯,《卜居》之牢骚不隐,二《招》之侈陈不讳,皆非北学之所许。孔子不言祈祷,而屈子则灵氛、巫咸、詹尹,皆《洪范》之‘明用稽疑’也。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而屈子专与死人为伍,凡此种种,皆由民习决之,非关理论之是非然否也。”
又,姜先生建立了屈赋分类体系。他指出,研究屈骚,必须将屈骚与屈子的思想情感发展历程相联系。《离骚》是屈原被楚王初疏时所作,所以其前半部分有苦斗精神,后半部分则已露远游之端倪。所以,《渔父》、《卜居》乃应在《离骚》之前,而《远游》则是《离骚》后半部的延伸。《怀沙》、《悲回风》等篇,死意已决,则更在远游之后。而《天问》是屈子关于宇宙问题的学术性文章,《九歌》是屈子对楚地民间流传的祭祀神曲的加工。据此,姜先生认为屈赋可分为三类,即有三种不同的体系:《离骚》、《渔父》、《卜居》、《远游》、《九章》为一类,《天问》一类,《九歌》为一类。
关于《渔父》、《卜居》、《远游》等篇章是否为屈原所作,历来争论不休。姜先生从屈原的思想发展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其他论据,论证此三篇为屈子所作。他在《楚辞学论文集》中说:“从整个屈子作品综合论之,《远游》一篇正是不能缺少的篇章。屈子一生坎坷,初仕见疏作《离骚》,继而见放作《远游》。在《离骚》中,还有释阶登天的思想,还希望能访求得贤才,共辅怀王。但兰蕙化茅,贤才求不到,乃远游昆仑而往见先人发祥之地,但仆悲马怀,只能想着远一点的先人旧乡,最终则是逃隐!而到了《远游》,国事已无望,悲忧愁哀以至想到了死。得仙而上升为死之归宿是战国以来的民间习俗。故远游以求王乔也是在见到西土后发仆愁马怀时的感叹,也不能不思及祖国。既不能不死,则当死个‘清白’,这也真是忠臣宗子之心了。故《离骚》是中年前后的《远游》,而《远游》则是垂老将死时的《离骚》。再而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怀沙》、《悲回风》,遂不能不死了。”
姜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在总结屈原作品的章法、句法特点的基础上,多能辨识前人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错误。如《离骚》中对“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王逸注曰:“薋,蒺藜也。菉,王刍也……三者皆恶草。”也就是说,王逸认为“薋”字是个名词。而姜先生根据《离骚》中的他所总结出来的句法规律,认为这是一个“动词+以+动名”的句式,认定句首的“薋”字应该是个动词。此论甚当,《离骚》中“依前圣以节中兮”、“制芰荷以为衣兮”等句皆为此类。再如《离骚》中“鲧婞直以忘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对于“殀”字,王逸注曰:“早死也”,历代注家均从之。姜先生根据《天问》言鲧被“永遏在羽山”之事实,从声音线索推出另一结论:“殀”字通“夭”,“夭为雍塞之义”,夭字“长言之则曰‘夭遏’”。而《天问》“永遏”即“夭遏”的双声之变。
无论是辨析文本的真伪还是辨识前人的字句之误,乃是我们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根本的文本依据,很多问题看似零碎,细思实乃至伟之奇功。
姜先生楚辞学成就斐然,无愧于楚辞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