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第十四世达赖多年来依靠西方反华势力,以“西藏宗教领袖”自居,四处奔走游说,散布种种谎言,欺骗国际舆论。实际上,藏传佛教内部也有多个教派,达赖并不是西藏宗教共同的唯一的最高领袖。作为一个出家多年的比丘,他是不合格的。达赖乱教破戒的种种言行,无不出于他对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痴心不改;他的诸多恶劣言行,从来都是为他的政治图谋服务的。

　　按照佛教自身的解说,佛教是教人向佛、成佛的学说信仰及其实践体系。佛教关于修行的理论和方法很多,概括起来说,可以主要概括为正、反两个方面,这就是努力修持的戒、定、慧三学,和应当断然消除的贪、嗔、痴三毒。

　　佛教修行者内部按照性别、年龄、出家和在家特别是接受了不同的戒律等条件可以区分为四众弟子、七众弟子,其中比丘和比丘尼当谓中坚。佛教学养和道德操守都达到一定高度的比丘,在七众弟子中是特受敬重的,被称作亲教师、大众之师,他们于古代印度被呼作“邬波驮耶”或“优婆陀诃”、“郁波第耶夜”,汉传佛教译作“和尚”,藏传佛教译为“喇嘛”。因为喇嘛学德出众,在佛教信众中有亲和力和号召力,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原野上,西藏佛教发明了喇嘛转世。历经元、明、清三朝的发展,在清王朝的扶持和管理下,格鲁派及其达赖和班禅两大转世系统在西藏占据了优势,并主要由他们掌控着西藏地方政教大权。

第十四世达赖是如何登场的

　　1933年12月17日,时年58岁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了,由此催生了第十四世达赖的登台亮相。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乳名拉木登珠,1938年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后报请国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签”,在中央政府特派大员吴忠信会同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的主持下,1940年在拉萨举行坐床典礼,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50年11月17日开始亲政,年仅16岁就通过宗教继承站到了旧西藏政教合一体系的最高位置上。

　　50多年过去了,如果其前辈的生活轨迹仍能在他的足下得以重复和延续的话,如今依然在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早该成为了一位得道高僧。可是,对于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为和平作出了贡献,我们则认为他是祸藏乱教的魁首。这是为什么呢?

　　诸法无常。历史岂能重演?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国家独立了,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封建生产关系行将土崩瓦解。面对已经到来和即将到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第十四世达赖没有像其格鲁派前辈先贤们那样自觉把握好西藏自古就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传统,不是主动去迎接和参与这种旨在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变革,而是为了守护旧西藏少数封建农奴主的私利,由战战兢兢、亦惊亦喜发展到了排斥拒绝、武装反叛,走上了与西藏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不归路。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字。10月24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公开表示拥护并执行协议。1954年秋,他作为西藏的人民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对于中央政府的充分信任和人民的爱戴,第十四世达赖并未足够珍惜。在分裂主义势力的影响下,1956年11月下旬,他在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法会之际,滞留印度近三个月,徘徊在流亡与回国的十字路口。

　　关于西藏社会改革,《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956年在筹办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期间,包括一部分爱国进步人士在内的西藏干部群众要求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于是围绕改革问题引起广泛的争论和斗争,形势趋于紧张。中央考虑到西藏的实际,1957年上半年作出了“六年不改”的决策。但是那些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们则提出“我们不是六年不改,而是永远不改”的口号,并借其他藏区的改革问题,开始组织武装叛乱,到1959年初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在西方势力的策应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17日,出逃印度。

　　第十四世达赖自流亡海外以来,依靠西方反华势力,以“西藏宗教领袖”自居,四处奔走游说,散布种种谎言,欺骗国际舆论。某些西方人士出于某种需要,把他奉为神明,为其戴上“和平使者”、“人权卫士”桂冠。以下我们通过比对西藏宗教历史情况、佛教戒律要求和第十四世达赖本人的所作所为,来看看他到底是何货色?

达赖并不是西藏宗教共同的唯一的最高领袖

　　首先,西藏宗教在藏传佛教以外还有别的宗教,如本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藏传佛教内部也有许多教派。佛教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拉萨大、小昭寺都是那时修建的。到八世纪末桑耶寺建立,西藏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剃度僧人,建立了佛经译场,佛教开始慢慢流行开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新引入的佛教与原有的宗教即原始本教发生了愈益严重的冲突,由此引导出了吐蕃最后一位赞普的禁佛运动和吐蕃王朝的倾覆。藏传佛教“前弘期”至此结束。

　　在随后约200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一些割据的封建势力,积极开展兴佛活动,佛教得以在西藏复兴。西藏佛教进入了它的“后弘期”。到11世纪中叶以后,西藏佛教进入各个教派形成时期,相继出现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五大教派及其一些支派,另外有一些小的教派,还有佛教和西藏原始宗教相结合而成的本教(黑教)。这些教派各有自己的主寺、创始人、传承体系和教派领袖人物。如果对西藏不同寺院、不同僧人以及信教群众进行调查,问你们所供奉和崇敬的宗教领袖是谁?不同教派的人会报出不同的答案。这就是说,达赖喇嘛并不是西藏宗教共同的唯一的最高领袖。

　　其次,从格鲁教派本身来说,达赖也不是宗教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在被称为黄教的格鲁派中,从宗教角度讲,达赖喇嘛也不是唯一的最高领袖。格鲁派的创始人是宗喀巴,他采取佛祖释迦牟尼的传承方式把衣钵传授给自己的第一高足甲曹杰,由此形成了甘丹赤巴传承体系。甘丹赤巴成为格鲁派中宗教地位最高的人物,地位高于达赖和班禅。拉萨举行每年一度的祈祷大法会时,只有甘丹赤巴才能坐在大法会的法座上。达赖和班禅都是宗喀巴的弟子的传承系统,而且达赖和班禅往往互有师徒关系。达赖系统后来掌握了西藏大部分地方的政权,班禅系统则管理后藏日喀则的部分地区。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达赖夭折者多,而班禅系统则长寿者多,现在的达赖是第十四世,班禅是十一世,所以班禅当达赖经师的机会也多。

第十四世达赖个人的宗教修为:乱教破戒贪欲膨胀

　　首先,从喇嘛所应精进修证的三学方面看,他似没有把握缘起性空真理,烦恼充盈,再三破戒。佛教的缘起性空真理要求信众能够平等看待一切众生和事物现象,不作此与彼的分别,不执著于此,不弃绝于彼。不仅不应对一切众生作分别观,而且应当完全利乐一切有情。六道众生,理所当然地包括人类全体。“如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便不成佛”,外延所指,不仅应包括藏族人,还应包括汉、满、蒙、回等其他55个民族;不仅应包括中国人,还应该包括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等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所有地球人。达赖却只想着“藏人”,并把“汉人”摆在首当其冲要反对的位置。“一切祸根来自汉人”,“不能对汉人抱什么希望”,等等。达赖喇嘛把本应“视同父母”的“众生”,人为地用民族来加以分别,诱导以“勇气”来达致汉藏分离,这究竟是在做利众善行,还是增长藏族人的“嗔怒恶业”?佛教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有了这些障碍,就很难发起菩提心愿,不仅有碍于达到利益众生的目的,使自己偏离修证圆满正觉的道路,而且也会对自己获得觉悟造成严重影响。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我国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进程中,藏族和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55个兄弟民族“已经结合成为相互依存、和同一家而不能分割的整体。”这是中国历史和西藏地方史研究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唯有第十四世达赖及其领导下的分裂集团对此存有异议。是第十四世达赖不仅佛教慧根不足,而且还不具备普通人的认识能力吗?我们再来看看他在另外一些事件上的表现。

　　1995年3月20日,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毒气,造成12人丧生及5000人受伤的恐怖事件,立即遭到身受其害的日本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愤怒谴责,东京都地方法院于同年10月进行公开审判,对麻原彰晃及其骨干分子进行法律制裁。第十四达赖却于此时对日本共同社说:他仍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仍是他的“朋友”。

　　无独有偶,李洪志通过气功形式组织邪教法轮功,诬蔑佛教,亵渎佛祖,残害众多有情,遭到万众声讨之际,以“佛教领袖”和“释迦牟尼比丘”自居的第十四世达赖却向其递过了橄榄枝,先是派出代表联络慰问;继而在日内瓦第56届国际人权大会召开之际,派代表与李洪志相互配合,为其主子美国的“反华提案”鼓噪。这些活动遭到失败之后,他们仍不甘心,继续沆瀣一气,密谋协调行动,利用国内极少数执迷不悟的追随者作为筹码,妄图破坏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

　　第十四世达赖在以上事件上的表现,与他长期修学的佛教慧学明显不符,与世俗大众的普通认知水平也大相径庭,这和他年轻时即考取拉然巴格西的喇嘛形象,以及他另外一些时候表现出的智力水平也不吻合。探讨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他的贪念及其身兼的另一政治角色作祟所致。

　　慧为定根。第十四世达赖在慧学和普通认知能力方面有意表现出的差错,已经使他的图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佛教定学在他这里也理所当然地徒具宗教的形式,实际上被当成了对一些信众进行洗脑和精神控制的工具了。

　　时轮灌顶大法会是佛教密宗一个高级修炼法门,理应以讲解时轮大法要义和传承六支修证为主要内容。其中的时轮金刚闭关修证一般需要持续一至三年才能完成。前几年,第十四世达赖几乎每半年都要举行一次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甚至一年内竟达四次之多。他的政务确实是繁多的,需要时常周游列国,拜见政要名流,以换取同情和施舍,哪有时间安下心来闭关修证和严格按照仪轨传法度众呢?

　　特定的宗教场景对于一般信徒接受宗教导师或其崇拜者的精神暗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十四世达赖显然精通于此,虽然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按照规定正常举行时轮灌顶大法会,但这个法会却不能不开,于是他就缩短时间,简化内容,采用便捷速成的方式。他何以如此呢?且听他在一次法会上所说:“西藏决不属于中国”,“你们中间的很多人很快就要回到被汉敌统治的家乡”,“为了我们的事业不怕牺牲”,“放心大胆地鼓起勇气来,为实现我们的大业而奋斗。”达赖喇嘛举行法会的目的已经由他自己讲的明明白白——弘扬佛法是假,追求“藏独”是真;“利乐有情”是假,煽动仇杀是真;“大慈大悲”是假,要人为其卖命是真。

　　第十四世达赖对于宗教戒律的破坏,具体事例就太多了,在此只简单列举二条。

　　一、大开杀戒。从1959年的武装叛乱,到逃亡海外以后在木斯塘组织“四水六岗护教军”对西藏境内武装偷袭;从上个世纪80年代在拉萨发动的骚乱,到最近组织和策划的“3·14”暴力事件;从派人对不听其指挥的“十三集团”首领之一的贡塘楚臣痛下黑手,到派人在功德林家中将其刺杀成重伤。不管是汉人还是藏人,不论是外道还是教友,不管会否伤及无辜,只要符合他的利益或是冒犯了他的神权,都可以一杀了之。

　　二、频频妄语。1951年10月24日他在致毛主席的电文中称:“双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他在1954年5月23日又说:“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热诚地拥护这一协议,并将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于此项协议的执行。”1961年3月10日他却说:“1951年藏历铁兔年逼迫处于软禁状况的我方代表,在完全按赤汉意愿写成的协议上签名……”1973年3月10日又说:“中国人悍然侵略西藏和强迫西藏人签订17条协议。在“3·14”暴力事件发生以后,他又说在拉萨市街头疯狂打砸抢烧的喇嘛是由解放军战士化装成的。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其次,从喇嘛应当消除的三毒方面看,第十四世达赖贪欲膨胀,嗔火炽盛,痴迷不悟。第十四世达赖之贪婪可以区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世俗之物的贪恋,二是对宗教地位的贪求。在对世俗世界方面,他念念不忘的不仅是早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旧西藏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而且还有一个从来不曾存在过的“大藏区”,更有甚者,他还一直憧憬着在他的“大藏区”里实行着在他领导下的“高度自治”。当然,相对于这些镜中花,他对金钱更有现实的渴求,除了不断地从其主子美国那里领取高额的“活动”经费外,他对“朋友”麻原也有所求:“奥姆教团为我们佛教流亡集体……提供了慷慨的捐款”。在追逐宗教地位方面,他对通过宗教继承得来的格鲁派佛教领袖之一的地位很不满足,经常要把“西藏宗教领袖”的高帽子顶在自己的头上,有时还要用世界佛教领袖的头衔过一把嘴瘾。在他发现麻原彰晃这个“人才”以后,还真的做起了藏传佛教的“国际教皇”梦。麻原在其《最高指引》中称:是达赖喇嘛“委托”他“在日本进行佛教改革”的。怎么改革呢?麻原亲自拟定的“建国大纲”提出:以建立“太阳寂静国”取代现在的日本国,在类似宪法的“太阳国基本律”中规定麻原是该国“神圣的教皇”,在他之下,设立“教皇宫房”\(教皇办公厅\)和大藏省、防卫厅、谍报厅等20个省、厅级国家政权机构,军队也由教皇统领。麻原成了“太阳寂静国”的教皇,达赖作为麻原的宗教导师和改革设计师自然就是国际教皇了。

　　达赖是经常要动怒发火的,“要退休”、“停止转世”之类的威胁与恐吓是他表达嗔怒的常用方式,如果有人把他惹得怒不可遏了,开杀戒等手段当然也不排除。从其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政治角色看,达赖的这些言行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那是因为有人妨碍了他们现实利益的实现。可是,达赖还会迁怒于早已逝去的前辈,“披上一件满清皇帝的马褂,就高兴得不得了,真是丢人。”这是他于1986年5月在荷兰藏胞集会上对其前辈五世达赖喇嘛的公然指责,攻击那次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的活动是“建立了关系丢了脸”。难道这位五世达赖的第九代法孙不知道,正是由于这次相见,达赖名号得到清朝皇帝册封,才开了达赖的名号和地位由中央政府予以法定的先河,格鲁派在西藏的政教势力才得以保持和发展,西藏社会才得到了近300年的稳定与发展的机会?

　　藏传佛教寺院普遍供奉本尊、空行、护法等护法神像,意在借以保护该寺以至整个教派的平安吉祥。“杰钦多杰修旦”,意指金刚大力王或具力金刚神,最早可能自第五世达赖喇嘛起,即为历代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和格鲁派约三分之一的寺院所供奉,被尊为格鲁派的“教法之主、心智之主、王统世系之护主和战神之主”。西藏民间也有大量的信奉者。色拉寺近旁的巴龙静修院、拉萨城南的“波德康德”和城北的“多德拉康”等处,都是专门供奉这位护法神的道场和它的降神场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及其亲教师赤江喇嘛都也是这尊护法神的虔诚供奉者。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第十四世达赖先是通过一些迂回的方式关闭一些寺院中的这一护法神殿,砸毁护法神像,并逐渐涉及信奉此一护法神的宗教人士。自1996年3月10日达兰萨拉的“纪念大会”开始,他进一步公开指责这位护法神,并通过发放宣传品和发布禁令、派人督办等行为,以及采取书信恐吓、人身攻击、派人暗杀以至围攻施暴、打家劫舍、查封报纸、逮捕监禁等恐怖手段要求信众放弃对具力护法神的信仰。

　　第十四达赖迁怒于第五辈达赖喇嘛无非是他认为五世达赖接受了中央政府的管理,这使得他寻求“西藏独立”丧失了历史依据;他对具力护法神的公开宣战,更是因为他坦言:信仰具力护法神“会使达赖喇嘛短命”,“会使西藏独立不能成功”。由此看来,第十四达赖的种种嗔怒,以及他的杀人、妄语种种破戒之事,无不源于他对肩上所扛的旧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封建政权的总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贪恋,无不源于他对世界历史潮流发展大势的无知,用佛教的语言加以凝炼,这就是他的“痴”。

第十四世达赖:现代藏传佛教的悲哀

通过以上事实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十四世达赖在戒、定、慧三学方面是偷懒耍奸的,而且贪、嗔、痴三毒具足。作为一个出家多年的比丘,应该说他是不合格的,是该早就被驱逐出佛教僧伽队伍的,可是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历史影响却成就了他一个“喇嘛”的好称谓,从这一点来看,不能不说这是现代历史的一个悲哀。透过第十四世达赖在宗教上的各种离奇出格之处的表象,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他乱教破戒的种种言行,无不出于他对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痴心不改,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说他是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恶劣流毒的牺牲品,是他个人的不幸。换个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说第十四世达赖在宗教上的诸多恶劣言行,从来都是为他的政治图谋服务的,而他却始终只强调自己的喇嘛角色,甚至更愿意以西藏宗教领袖自居,其醉翁之意当然是借宗教的神圣光环,更好地蒙蔽欺骗世人,因而我们说他在宗教上具有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