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任继愈先生在为中国大陆引进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四书》所作的“序言”及武汉大学国家级教学名师郭齐勇教授在《光明日报》“国学版”的撰文中，都曾强调“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认为，我认为。其实“四书”进中学课堂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

　　从“四书”的性质和传授历史来看,“四书”从来就是中学层次的学生的基本教科书。“四书”中的《论语》,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于“六经”之下、“小学”之上,本为“孔子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这个位置,说明它是由“小学”通往“经学”的门径。《孟子》一书,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它乃孟子在游说诸侯失败之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的作品,即是学习《诗》《书》和孔子之书的导读书。《大学》《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班固认为《礼记》为“七十子后学所记也。”张舜徽先生的《汉书艺文志通释》说:“古人解礼之文概为记……皆七十子后学者解礼之文也。”《汉志》中还有“《中庸说》二篇”。可见,这类著作在汉代早已被用作学习《礼经》的导读教材了。朱熹的《大学章句序》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小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于大学。”

　　由此可见,《大学》《中庸》原是古代十五、六岁的“大(太)学生”所学的教材——正应该是现在中学生使用的教科书。故朱熹注《大学》之篇题说:“大,旧音泰。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近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中,就有与《大学》《中庸》相类似的《缁衣》《性自命出》《六德》《尊德义》《忠信之道》等儒家典籍,而这些可能都是在战国时道家思想中心楚国的“东宫之师”以教太子的教材。又可知以记孔孟言行之书而教初学,不只是历代儒家的专利,而是中国教育史的经验与传统。

　　从“四书”的内容来看,尽管自宋儒以来极力强化它的“道学”功能,认为《大学》《中庸》皆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天下之正道”、“天下之正理”;《论语》《孟子》全是“素王”、“圣人”治人心、理天下的至理大道,但这实际只是理学家们对中国文化原典的曲解。在中国先秦时期,儒学既没有定于学术的一尊,更没有我们今天那种文、史、哲分科的局面。“四书”这样的典籍,当初原只是初学者们通往“经学”的桥梁,根本就没有今天所谓专门文学、史学或哲学的职能。因为《大学》中既讲“三纲八目”,又广泛引《诗》解《书》,属于训诂学的内容也很多;《中庸》不仅讲“中和之为用”,“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还追求“赞天地之化育”和“与天地参”,即达到一种道德与审美合一的最高的精神境界——这又是审美。《论语》所记的重点恐怕也不在所谓“治天下”,而更多的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孟子》则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而作,故非纯粹的讲道德修养之书。“四书”进中学课堂,正有利于今天中学里综合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开展。

　　其实,从我国中学教育的现状来看,“四书”早已进入或至少已部分进入中学课堂。故在我看来,现在应该认真考虑的,是“四书”以怎样的幅度进中学课堂的问题。是象征性地进入还是实质性进入?是作为选修课进入还是必修课进入?是作为语文课的内容进入还是作为思想品德课的内容进入?是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还是借助现代科教手段、亦或以学生自学为主的方式进入中学课堂等一系列问题。（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