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华文明的真正成型期，无论是疆土的规模，还是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都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期。除此之外，在政治制度、治国理念与策略等方面，汉代也形成了封建王朝的基本模型，这些模型不仅为当世所信守，而且也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范式，规定和塑造着历代王朝的政治运作和政治进程。

　　汉代治国策略的成熟，有一个相对漫长的发展过程。汉初，民力凋残，天下疲惫，将相或乘牛车，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色泽统一的马)。为了医治战争创伤，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萧规曹随，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

　　武帝初年，朝政由窦太后把持。窦太后服膺黄老之学，因此治国政策一如文景之世。窦太后死，武帝亲政，政局才为之一新。此时汉朝立国已七十余年，王朝的威权，财富的积聚，与汉初已不可同日而语。加之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年少气锐，乘时奋发，慨然欲有所作为，因此，一番政治革新，自是难以避免。武帝治国，一改前代恭俭谨厚之风。对外，屡行挞伐之师，北逐匈奴，南平闽粤，连通西域，拓土开疆，使汉朝声威远播；对内，则表彰六经，号令文章，修制度，改正朔，兴太学，订礼乐，掀起了一股政治变革的热潮，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景以来的政治风气。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中，汉武帝一直比较注重讲究政治策略。一方面，他公开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尊儒术，借儒术以粉饰太平，收揽人心，但对于董仲舒一类真正的儒生，却敬而远之，不予重任；另一方面，他不动声色，在实际政治运作上，却重用法术之士，借以打击游侠，裁抑豪宗，整顿吏治，聚敛财富。例如，他重用“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公孙弘为丞相，任用酷吏张汤为御史大夫，都是著名的故事。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阳儒阴法”的治国策略已经初步形成了。

　　但是武帝的“阳儒阴法”实在是一个初级产品，儒法的结合十分的表面化，因此，其效用也很是有限。武帝所以公开倡导儒学，主要是由于他仅仅对儒学的各种粉饰太平的仪式和理论感兴趣，而且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他也仅仅把儒学用于这些方面，至于儒学倡导的教化人心，轻徭薄赋，仁政爱民一类真正代表儒家本质和核心的主张，他一概弃而不用。在骨子里，汉武帝是偏爱法家申韩刑名之学的，因此，他的实际治国策略，是明显偏于杀伐、苛察严酷的法家的路子的。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先后任用14位丞相，其中，5位因罪处死，4位死于狱中或自杀，宰相如此，百官自是一体。仅此一点，便可以推见武帝信用法术之士的真实心态。

　　武帝之后，汉代治国策略才真正走向成熟，其标志，便是汉宣帝时明确提出的“霸、王道杂而用之”口号(霸道是法家主张，王道是儒家主张)。据《汉书·元帝本纪》记载，汉宣帝不仅本人持法严峻，以严厉的手段打压那些议论朝政的臣子，而且所任用的也多是熟习并善用律法处理民间纠纷的人，这引起了时为太子的汉元帝的不满。他对宣帝说，陛下用刑过于严峻，用人也是文法之士，这样不好，应当多多任用儒生。汉宣帝听后脸色一变，怒斥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意思是汉代的基本治国策略，是糅合儒法两家，单纯依靠儒家思想治国，那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宣帝见太子不能领会其中的奥义，便慨然长叹，“乱我家者，太子也！”果然不出宣帝所料，“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即位之后，先是大力扶持和任用以萧望之、周堪为代表的儒生集团，结果导致吏治疲软，政令不行，朝中的宦官集团乘机和外戚集团勾结，打垮了儒生集团，在此情况下，元帝不得不任用宦官集团，从此朝纲大乱。

　　汉宣帝被史家称为西汉的中兴之主，《汉书》称赞他当政的时代，“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的确，他把武帝开创的“阳儒阴法”的治国策略发展成了真正成熟的模式。在他那里，儒法相互帮衬，各自弥补了对方的不足，也通过对方弥补了自身的不足，宣帝也因此创造了汉家的中兴之业。而汉元帝的失败，恰恰在于背弃了这一策略。

　　“阳儒阴法”的策略之所以是一种成熟的治国策略，是由于，其一，它代表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政治心态，这样，就既避免了纯任儒家的迂腐柔弱，也避免了纯任法家的苛察严酷。其二，“阳儒”即公开倡导儒家思想，说明汉代统治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教化人心和思想宣传的重要性。同时，“阳儒”也代表汉代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诛心”比“诛形”更加重要，这是治国技巧更加圆熟的标志。其三，“阴法”即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推行并依靠法家，说明汉代统治者已经告别了传统儒家的空洞的政治理想主义，而具有了清醒的政治现实感。(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