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其于宗也，稠适而上遂” 

庄子在其《天下篇》中自评其说曰：“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庄子·杂篇·天下篇》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庄子理论的基本特质。他将个体生命与万物、与“寂漠无形，变化无常”的自然天道紧紧联系并统一在一起。这是从本体论的高度解决的生命的起源及其规律问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庄子提到的“神明往与”一语。“神明”，指人的主体精神；“往”者与道同往。庄子认为，人的精神应与道保持一致。“稠适而上遂”，指提升主体精神，主动与天道保持和偕，“上与造物者游”。这叫“与天为徒”（《人间世》）。什么叫“天”？“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篇》）。可见庄子的“天”就是客观自然。把服从客观作为解放精神获得逍遥的前提，这使庄子的精神哲学建立于朴素唯物的基础之上，而与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划清了界限。这正是庄子哲学的独特可贵之处，是他的珍贵价值所在。 

庄子特别强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个“独”，即独立不羁，不苟合庸众，不屈从世俗和传统的观念，唯与“天地精神”——自然天道“往来”，自觉与天道同游，这也就是精神获得逍遥之境界。这是庄子哲学的基本核心也是其特色所在：他一方面站在自然天道的高处，雄视宇宙和人寰，将生命个体的精神视野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又深入人心深处，使之“稠适而上遂”，建立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独立特行的巨人型精神人格。庄子精神所指，是人类永恒的故乡。 

庄子之前的中国哲学，如孔子，把人类与宇宙天道分隔开来，只谈人，未及天，说“天道远，人道迩”；同时又把个体与社会对立起来，以社会约束个体，“克己”以“复礼”。个体似乎成了宗族的附属品与类的附生物。老子谈天道，重心在于研究宏观的本体与人类，尚未独立研究个体生命精神生存的小宇宙规律。只有庄子哲学，首次把理论的核心放在研究人类个体精神生命的生存上，并破天荒地提出以解放个体精神为宗旨的“逍遥论”，突出了自我精神的独立性，使人成为自我的主人。把生存的目的，从“仅仅是作为工具服务于没有灵魂的文化过程”，引向关注自己个体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引向精神的独立与解放，引向人类灵性与智能的开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西方古典哲学，将客观世界与人的主观世界隔裂并对立起来，分为唯心与唯物两大阵营。近代的生命哲学，研究人类的精神生命，则往往将客观世界丢在一边。他们的自我“反省”是封闭的独立主体，最后不得不迷生在自我中。唯有庄子把人的研究，与天地万物联系起来，并以突破自我的主观封闭为前提，从根本上打开精神的枷锁，解放生命，改变人类的生命体验方式。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唯神是守”，集中体现了庄子学说的核心——精神本位论。在庄子之前，还从未有谁把精神及其独立性提到如此明确的高度来重视。孔子为首的儒家虽强调人的道德精神，但其内核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唯礼是从，提倡的是宗族性社会性的伦理道德精神，而没有个体的独立精神。诸子百家中，只有庄子把自我的精神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这种学说，在整个时代，可谓振聋发聩的呐喊，惊世骇俗的箴言，韬光养晦的策略。它不仅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有深刻的警人意义，而且对整个人类有不可估量的永恒价值。 

二十世纪的德国思想家鲁道夫·奥依肯“如果我们不愿任凭生存分崩离析，我们就必须在整个生活中超越其直接状态而为它寻求一个基础。只有精神生活才能提供一种完整的生活；这种生活既超越于人，又内在于人。……我们只能以精神生活为基础，如若不然，我们就会在疑惑的心态中无助地来回漂移，我们所有的努力就得不到理解。由此看来，我们同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应当是先于所有其它问题的基本问题。”[1]（P173）此论指出了精神生活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和领航的作用。 

环顾人类发展的历史，其最高的成就，是“精神”的历史。外部世界的科学，只能解决人类外在空间的生存问题，而内在的精神特性，内在价值，在整个人类生活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在宗教、科学、艺术中，或在伟大的历史运动中，真正的进步无不以精神为先导。没有精神，就无任何的伟大东西可言。因而，精神生活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社会生活。而精神的发展，以个性的独立与解放为前提。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P24）马克思恩格斯从有生命的个人的生存与实践为出发点，指出人这一“有意识的生命个体”，为满足生存而活动，培养发展“自由自觉”的特性，从本质上超越动物界而成了大自然的主人，能不断超越客观对象并超越自身。他们揭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人的“异化”，提出解放个体、发展潜能的人类解放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庄子的思想，正代表着个性觉醒的战国时代所提出的最高要求——个性自由、精神独立，要求人性的完整而不受摧残；他代表“士”这一时代精英阶层所反映出来的自我意识觉醒和精神人格的成熟，标志着个人作为宗族附属品而存在的时代的结束。 

庄子哲学的独特与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提出了保全个性、解放精神，而且，他还指出解放精神的独特途径在于“稠适而上遂”，自觉提升主体精神符和天道，从而与万物保持统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这使他的精神“逍遥”，达到了现代哲学意义的高度：“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二、“神全者圣人之道也” 

庄子哲学的核心是保全个体生命的精神，并充分发挥精神生命的灵性与智慧。  

庄子是第一个不仅高度重视人类的精神价值（徐复观先生说，庄子第一个用“精神”这个词），而且研究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人。他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天地》）这段话把“道”与“德”，“形”与“神”关有机地联系与统一在一起。 “道”是宇宙的总规律，“德”是“道”体现于具体事物的“物性”。“执道者德全”，只有掌握了道才能保全事物的个性完整。保全了个性完整，也就可以“形全”（—即使有残缺，如《德充符》中的支离疏、哀駘它，形容丑陋，或只有一条腿，但只要德全，也就会视无若有，视残若“全”，所谓“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形全者神全”这里很好地解决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道“是客观的，而“执道”则是主观的作用。“德”“形”是客观的，而使“德全”“形全”“神全”，则是主客观的统一。 

“执道”是保证“神全”的根本。什么是道？庄子的道是对宇宙万物规律的客观总结与高度概括。在《齐物论》中集中地揭示了他对事物运动规律之“道”的深刻认识：一、道是客观事物的运动形成的：“道行之而成”。二、万物运动的永恒性：“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三、对立事物之间相互依赖与转化：“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四、人的主观认识随着客观事物运动而发展变化：“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非因是，因是因非。”五、万物运动轨迹的循环性：“始卒若环”，庄子将道形象地称为“道枢”，“天均”、“天倪”（“枢”“均”“倪”皆为环形运动物体）。六、对立及其转化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形式：“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七、宇宙万物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在宇宙本体论方面，庄子的认识已达到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高度。这使他的小宇宙理论也具有了朴素唯物的基础。庄子之所以把“执道”作为“神全”的前提与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庄子以其浪漫主义的诗笔，将认识与掌握“道”的人称为“圣人”“至人”“神人”“真人”。“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冰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表面上看似乎很神秘，其实不过是李白式的浪漫夸张而己。“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遐于道者也若此。”（《大宗师》）原来，“真人”就是“知登遐于道”的人。也就是站在道的立场看问题的人。庄子把道称为“道枢”，说：“枢，始得环中，以应无穷。”（《齐物论》）万物有如转轮，变化无穷，而道有如转轮的轴心，站在圆心上，也就能以不变应其万变，处事不惊。所以庄子说“执道者神全。” 

“神全者圣人之道”。什么是“神”？什么是“神全”？ 

在庄子之前， “神”最初是作为超越人类之上的神灵之义来使用的，《尚书》中唯一的例外：“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文乃武”（《大禹谟》）虽将“神”与人联系在一起，但依然带有超凡神异的意思。其次，《易传》有“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几者其神乎”、“穷神知化”（《系辞上》）。这里的“神”主要还是神秘莫测、变化奥妙之意。只有到了庄子，才明确赋予人的主体精神之意：“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这里的“神”是指超越感官之上的灵性。庖丁之所以能解牛十九年而刀若新发于硎，就是因为能“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佝瘘承蜩，累丸五而不坠，承蜩若掇，是因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精神专一。《庄子》还说：“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达生》）酒醉的人，没有意识，所以跌下车时没有死生惊惧的紧张，反而不会造成大害。庄子称之为“神全”。这是依赖于酒的作用排除了意识的干扰，精神没有受影响，得以保全。这是庄子对主体精神作用的强调和诠释。圣人由于“执道”而“藏于天”，受到天道的庇护而保全精神，从而拥有了超凡的力量。庄子说：“夫王德之人，……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与万物接也。”“王德之人”就是以德为王，全德至上，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执道”之人。他将精神升华或发挥到极点，就能深入事物的精髓，与万物一无阻隔地相接，就能“立德明道”。 

“夫王德之人，素逝世耻通于事，立于本原而知通于神。”（《外篇·天地》）。所谓“素逝世耻通于事”，就是将世俗之事遗落心外。“立于本原”即立于事物的本来出发点—“物之初”，回归自然天道之本源，那么智慧就可通于“神”——人的最高灵性。人本是万物之灵，本具有最高的智慧，可是世俗的种种俗念，堵塞了人的灵窍，使人变得愚蠢。所以，只有“素逝世耻通于事”，才能使“知通于神”。所以庄子又说：“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天运》）“明白入素”，洗净一切世俗的华饰，去除一切主观人为的因素，回归人的本性，返真归朴，才能“体性抱神”，体现出人的精神灵性，逍遥地游于世俗之间。 

奥依肯说：“就其本质而言，精神生活不在时间之内，而在时间之上。真正的创造性活动与生产活动，在各个精神生活领域越是统一，真理王国愈会象凌驾于整个人类历史机器之上的穹拱一样不断扩展……”[2]（ P62）为我们启示了两千年前的庄子思想对人类所具有的不可磨灭的深远意义和永恒价值。 

三、独特的“体道”之论 

如何才能“神全”？庄子指出其根本在于“体道”。在《大宗师》中庄子指出“道”非一般的人可学，必有“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而后“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庄子不仅首次把解放精神置于最高的地位，作为他的人生哲学的标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心斋”“坐忘”“朝彻”“见独”等等独特的理论，对精神科学中的这块人类从未触及的处女地，进行了独创性的开拓。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内篇·大宗师》）从“忘仁义”—“忘礼乐”—“坐忘”，这是庄子对得道过程的具体描述。所谓“忘仁义”，就是解脱伦理对生命个体的规范。“忘礼乐”，抛弃社会政治理念的束缚，这些都是从理性层排除世俗传统观念的束缚；“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这是摆脱形躯之我，物我两忘，与道合一的境界。 

上面这段话曾被许多人斥为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其实，庄子所谓“忘仁义”“忘礼乐”的“忘”，不是消极意义的简单“遗忘”，而是建立在理性批判基础上的超越。庄子曰：“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庄子·杂篇·徐无鬼》）所谓“利仁义者”出典于《论语》“仁者爱仁，智者利仁。”其义谓仁人出于其仁心爱仁，而聪明人可通过施仁得到好处。庄子说的“利仁义者众”是指众多的人只是把仁义作为谋利的手段。“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仁义只是贪婪的统治者借以获利的工具而己。“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胠箧》）庄子揭露统治阶级所谓的“仁义”欺骗性，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庄子更进一步地以朴素唯物的历史观，批判儒家学派“祖述尧舜”“法先王”的政治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这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天运》）。这是庄子对仁义作为政治手段的历史局限性的批判。庄子说“大仁不亲”。他并非否定仁义本身，而是更高意义的扬弃和超越。由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坐忘”“忘天下”“忘礼乐”的“忘”，都不是消极意义的“遗忘”，而是扬弃和超越。只有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才能理解庄子学说的精髓。 

庄子所谓“堕肢体”“离形去知”，意指全方位地彻底解脱自我观念的对个体身心的束缚。感到肢体存在，即意识与欲望都还存在。它们都会妨碍自我进行独立特行的探索和体悟。正如禅宗公案中沩山对香岩弟子百丈所说：靠这种聪明伶俐得到禅，不外是出自理性分析的理解，而这恰恰是堕入生死之路的根本原因。理性分析，是依据人们的习见和成心的推理所得，不能不落前人窠臼，因而不可能得出自己新鲜独到的见解和感悟。离形去知，“朝彻”“见独”，这其实引导人们发挥自身特有的悟性灵心，无所依傍，无所拘羁地体悟世界万物，从而得出自己独特、鲜活的体验和灵悟。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各人充分发挥其所长，有所创造发明。庄子所实说的这一套体道之理，是把人们从习惯性的迷信前人、屈从权威的消极状态下解放出来，通过“心斋”“坐忘”，进行灵魂的自我洗涤，引导人类不断进行自我探索、自我开拓、自我革新之路。 

“心斋”“坐忘”，“同于大通”。庄子之所以称道为“大通”，一是因为万物相通于道。其次，所谓“通”者，即“循耳目内通”，打通意识与潜意识层的壁障，身心高度统一，“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在宥》）守住天道，身心方能高度和谐。“以和为量，浮游于万物之祖。”（《山木》）“祖”—万物的本根即道的境界中。物我一如，这就是人的灵感突现的时刻。 

庄子所说的“堕肢体”“离形”、“朝彻”“见独”，如果抛开其貌似神秘的语言外表，骨子里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这是任何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都会体验到的。罗丹回忆其创作名作《浪漫的犹太人》过程说：“有一天，我整天都在工作，到傍晚时正写完一章书，猛然间发现纸上画了这么一个犹太人，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怎样画成的，或为什么要去画他。可是，我的那件作品全体便已具形于此了。”灵感的出现，都是在无意识中，不受意识的控制。这也就是庄子所谓“堕肢体”“离形去知”，即“坐忘”状态。当思虑俱无、身心皆忘的瞬间，灵感突现，有如朝阳喷薄而出。《庄子》中的宋元君作画“解衣磅礴”、梓庆削木为鏬 惊若鬼神等等一系列的寓言，无不揭示：人们只有清除一切意识上的干扰，才能发挥出人们的灵性创造。正如沃拉斯所说：所谓创造，意味着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产生出东西来。（《天才的思考》 

现代科学的研究表明，理性思维常易形成思维定势，而导致思维僵化。庄子的“心斋”“坐忘”，目的就是为了引导人们超越前人窠臼，而后“朝彻”“见独”——所谓的“见独”，独自发现真理，发挥独有的灵性悟性，作出自己的独特发明；是生命个体所独自体悟的创见与创造。过去人们只是或惑于字面，一味批评庄子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却没有领悟庄子的真谛所在。“见独”，这个“独”，不是笼统的天道，而是具体事物、具体个人的道。庄子说“道在屎溺”，意思就是道在万物之中，万物皆有其道。画有画道，文有文道。同是文道，各人亦有不同的发现、发明。所以，个人独到的见解、感悟，独有的发明、创新，都属于“见独”。这个“独“，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精神的独立不羁、唯道是守——相通，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见独”强调的是个体的独特发现。个人才性的发挥。犹如禅悟，因人们的悟性各不相同，根有深浅，器有利钝，人各有所见。故唯“见独”，自解自悟，无所依傍，方有独创独见。庄子标榜“见独”，实是提倡敢于独抒己见，敢于标新立异的开拓性人格。铃木大拙在《禅宗的存在价值》一文中说禅宗的修行目的在于“获得洞察事物本质的新观点”。其实，庄子的“坐忘”“朝彻”“见独”，目的和价值恰恰也正在于此。说到底，中国禅宗的顿悟，其哲学渊源与庄子的小宇宙理论正是相通的。 

庄子的精神哲学，其本质是教给人们一套解放思想、解放精神的独特理论，是转变人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发现世界和发现自己的方法，是转变人们灵魂的理论。庄子与一切宗教和神秘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正如美国学者爱莲心所说，庄子的“心灵转化”区别于宗教之处在于：“心灵转化并不要求信奉任何一套诸如神的特殊的启示等的观念，也不需要信奉一套关于灵魂或来生的教义，甚至不需要信奉任何理论实践的规则。此外，心灵转化与宗教转变的区别还在于，它基本不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3]（《导言》，P3页）庄子与神秘主义的区别在于，它建立在理性的天道观和本体论基础之上，以理性的分析批判为前提，同时通过经由意识层到潜意识层的全方位超越为途径。它既不会在神秘的黑暗中自失，也不依赖于对神秘真理的特殊理解和特殊实践。庄子只是强调了破除传统理念及传统的欲念所带来的精神枷锁，打开束缚人的创造精神的桎梏，解放人的精神与智慧。 

庄子哲学的天才创造，在于他不仅要使生命从现实的泥坑中解脱出来，得到“逍遥”，而且要引领人们“见独”，启迪人的无所依傍的独创精神。这是对人类小宇宙的潜能的认识与开拓，这正是庄子尚未为人们所理解的伟大超越之处。 

沃拉斯说：“神经学专家估计，你的无意识数据库与你的有意识数据库的比例超过一千万比一。”[4]（P19）西方现代学者的研究的结论是否正确，也许还可商榷，但至少说明人们过于迷信理性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庄子的“坐忘”“见独”，不一定等同于无意识，但至少是超越意识、超越传统的新观点新思维。其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大胆超越现有既存的一切，不断地作出自己独特的发明、创造，不断地向新的领域作出自己新的发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是通向未来的科学是不为过的。 

四、“我与万物为一”—走向内心与外物的整合 

庄子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齐物论》）这个“一”，有几重意思。一是从本论的意义上说，庄子和老子都称道为“一”， 庄子所谓“通于一而万事毕”（《天地》）。 这个“一”，首先是指万物相通于“道”：“通天下者一气也”。万物相通的观念，并非庄子的发明。他初始渊源于《易》，《易》乾坤《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指出天地是万物产生之源：“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卦》）；《易》还涵有万物相通之观念：“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泰卦》）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庄子的“道通为一”是对《易》的继承和发展。 

庄子的“通”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思，那就是人与天、内心与外物的统一，意识与潜意识的相通并统一。这才是庄子的真正发明，是区别于他人的独特之处。 

庄子指出天与人统一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大宗师》）这段话揭示宇宙万物、天与人是统一联系的整体，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管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万物客观上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自觉承认的，就是“与天为徒”（“天”即客观即道），也就符合于道了。不承认的是与人为徒，而人是不能胜天的。把以人的主观服从客观天道作为前提，是庄子的朴素唯物观的基石。但是，庄子并没有否定人的主观作用，恰恰相反，庄子在指出服从道、“天与人不相胜”的同时，也指出人的主观认识作用的重要。所以，这个“一”，还特指改变人的主观思辩的方法。从人的主观思辩方法上说，庄子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德充符》）从“异”的角度看，即使是肝与胆如此相近的物体，也会觉得如楚国与越国那样遥远。从“同”的角度看，则万物都可以看作是同一或统一的。这揭示了选择观察视角、观察方法的重要性。古代曾统治罗马帝国的哲学家曾说过：生活是由思想决定的。也就说，世界是天堂还是地狱，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看他。遇事多从其“一”方面看，就可以“游心于德之和”。即使失去了腿，也就看作失去了一块土一样。这就是说，人的命运如祸福、贵贱、美丑、寿夭，都由客观决定，是人主观意志改变不了的。但另一方面，人如何看待命运的一切，以什么态度去对待，则取决于自己的思辩方法。譬如死亡，这是人类最大的不幸。然而庄子说，如果人类站在自然天道的角度去看，那么就会发现，生死的转化，就象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交替一样，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因而生不足乐，死不足悲。“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大宗师》）所以，能否做到“一”，是一个人的修养功夫，也是人的生存智慧。“通于一而万事毕”（《天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可见庄子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人们乐观的人生观，快乐的人生态度。这一点，似乎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承认，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是，庄子哲学的精髓还远不止于此。庄子的这个“一”，还指生命个体的小宇宙内部的统一，即内心世界意识层与潜意识层的整合统一。 

庄子认为，要建立“天乐”的人生观，要“与天为徒”，并不光是意识层面的问题，还有潜意识层面的问题。庄子在集中反映他的天道观的《大宗师》中借寓言揭示了这个真谛：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也？”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下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这还仅解决意识层的问题。但仅此还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经过意“守”：“外天下”——排除我与天下世界的对立，“外物”——去除物与我的对立，“外生死”——忘掉个体内部的种种得失生死之念，而后才能“朝彻”——“见独”，才能进入超越生死的境界。这段话，曾被许多人认为是神秘主义，其实，这都是自我进行心理疏导、自我修养的过程。即排除外部世界的干扰，进入内心世界的自我整合。“外天下”“外物”“外生死”，其意近于庄子所谓的“坐忘”： 

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堕肢体”“离形”是除感官层面的干扰，“黜聪明”“去知”，是排除意识层面的干扰。这时才能“同于大通”，也就是“朝彻”，而后才能“见独”——独特地体悟真谛。 

庄子及其弟子都强调：“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无思无虑”，是放弃意识层面的活动；“无处无服”是放弃欲念活动，这是对意识层的进一步清理，消除传统世俗观念的影响；“无从无道”，是放弃意识深层的主观意向。这是人的内心世界循序渐进的由意识层向潜意识层活动的深化。庄子认为只有“无思无虑”的潜意识层，才能清除人类外在社会和传统观念对人的影响，使他们一无挂碍的进入道境。也才能做到“一而不杂，与道为一”的心境。 

《齐物论》中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一是在认识论上突破那些把生命个体与宇宙万物隔裂开来、把个体孤立起来的思维囿限；二是在心理上克服生命个体的精神孤独之感；三是在生命的体验方式上打破个体与外部世界整体的疏离，而取得亲和融洽。德国思想家鲁道夫·奥依肯指出：“人类的历史运动展示出不可估量的生活价值；不过，这种生活除非将自身组成一个整体，除非取得超越所有孤立状态的内在综合性，否则无法达到登峰造极的顶点，也无法赢得精神性的特征。”[2]（P103）庄子哲学的特点就是以自然天道为理论基础，从形而上的宏观高度与形而下的心理深层两方面的结合上下功夫，达到生命个体与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作为小宇宙个体，克服与生俱来的孤独与贫困，唯有发现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的纽带，“取得超越所有孤立状态的内在综合性”，“否则无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鲁道夫·奥依肯认为，有关生活的精神特性，取决于对整体性的认识。“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要在关于世界本质的斗争中得出定论……既不取决于外在，又不取决于单个个体，而是取决于内在生活和全部整体；另则，生活不是通过认识过程得出问题的答案的，而是必须从自身的组织构架中或自身的进展与创造性活动中得出结论。”[2]（P121）庄子哲学其实正是引导人们从认识自身并有层次地从心理深处转变自身及创造性活动中走向个体与整体的统一。 

综观《庄子》内七篇，《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是从外到内地探索宇宙、万物、社会到个人生存的本质及其规律，进行疏导；而《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则是由内到外地进行内在世界的综合。庄子以道作为无限与永恒的尺度和平衡器，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与升华，把人们从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认识论等诸方面引出传统误区，引向无限、永恒、和谐、统一、审美的境界。完成孔子提出却没能完成的“克己“的理想。，        

五、以“自然天道”为武器，打开灵性创造的大门 

庄子哲学的精髓，不仅在于引导人们建立“天乐”式的人生观，而且还在于开拓出深层意识这块处女地，激发人们的内在潜力，开拓其创造性、悟性、灵性，从形而上与潜意识的结合上，为人类打开通向新天地的大门。对庄子哲学的这一层意义，人们还认识得很少。 

庄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此谓王德之人。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与万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庄子·外篇·天地》）                                                    

“立德明道”的“王德之人”，能“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即超越表象，达到“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之境。“独见晓”，独立不羁、超群拔俗地看到天道，亦即《大宗师》中的“见独”—见道之境。“闻和”听到天道与万物和谐统一的“天籁”之声，感受到“万物与我为一”之境。“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能“物”有几义：一是能“物物”之“物”，能驾御万物，而不为外物所限；二是能视自己为万物之一的“物”，即进入“我与万物为一”之境，驾御万物而又能与物为一。而这需要“深之又深”的功夫。人类随着生产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日益将自己独立凌驾于万物之上。“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大自然从精神意义上与我们越来越远。无休无止的批评和反思通常使我们越来越无法理解作为统一性的整体。如此的孤立于整体的人类，对他自己来讲好像已经失落……”（《新人生哲学要义》P49）庄子的“深之又深”，正是要把人类拉回到“物之初”，回归自然，回到万物统一的大家中去。所谓“神之又神”，把精神发挥到极至，纯粹到极至，便能由“粗”入“精”，由形入神，得“物”之精髓。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庄子·外篇·达生第十九》）这个故事，是对上述“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之语的具体注释和形象发挥。“不敢怀庆赏爵禄”是忘却功利，“不敢怀非誉巧拙”是忘却名声，“忘吾有四枝形体”是忘却自我，“观天性”是掌握对象的客观本性，“以天合天”，排除了一切主观自我的拘限，以掌握的“天性”吻合客观之物 ，进入天人合一之境。 

《庄子·庚桑楚》中说：“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所谓“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是社会层面影响于个体精神的压力，他并非来自人的本心所需，故曰“勃志”。 “容动色理气意六者”，是人的意念层面东西，他同样得自环境的感染，它会扰乱人心的安宁，故曰“缪心”。“ 恶欲喜怒哀乐六者”，来自人主观性情层面的感情活动，它们会成为的人的精神负担，甚至使人丧生本性，故曰“累德”。“去就取与知能六者”，是指人主观性的心理欲念活动，人的主观欲望过强，就会影响到人们看问题的客观公正，妨碍人们去接受真理，故曰“塞道“。这是庄子从心理的四个层次分析危及人们精神健康的因素。从功名的观念、到容色意气、主观的好恶、去就知能，都是人们长期的生活实践耳闻目染中得自于世俗和传统的累赘，都是影响人们智慧和灵性发挥的负面因素，所以庄子说他们“勃志”“缪心”“塞道”。与一切思想家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庄子不仅从宏观层面、理性层面去研究人，而且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对心理深层即潜意识层的开拓、发见与探索。将宏观层与微观层的结合与统一来解决问题。 

庄子说：“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寥天一。”（《大宗师》）笑比达到“适”更进一层，而“献笑”即人为制造的“笑”比不上 “排”—自然而然的舒泄。只有去除心理的一切人为活动，“安排而去化”，才能进入寂寥虚空、与天合一的境界。“忘足，履之适也；忘要（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达生》）所谓“忘适之适”，就是连“适”本身都忘掉了，这是心理处于极度放松状态。庄子提倡的“心斋”“坐忘”，就是从意识层到潜意识层逐层清除一切，进入“朝彻”“见独”之境，“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心理学家、思想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在其名著《天才的思考》中说：“最好的思考都是在人们无意识的情况下作出的。”[4]（P16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们所谓的意识，都是传统和习惯的产物，他对人们的思维往往起定向性作用，会束缚思维的开拓和创新。所以庄子特别强调“无思无虑”。他有不少寓言说明意识的副作用。“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达生》）善于游水的人之所以能灵活自如，是因为他忘掉了水的可怕。把翻船视为车的倒退一样平常，所以不论如何万般翻船覆舟，任何恐惧都不会进入他的内心，扰乱他的思绪。又如用瓦作赌注，人们会显得很灵巧，而用黄金作赌注，就会昏乱，这是因为“有所矜”即有所持，意识中有顾虑，妨碍了他的灵巧的发挥。所谓“外重”指利害得失这些外加给心灵的意识。“外重者内拙”，利害得失之心重，内心就会受到干扰而显笨拙。所以庄子说： “一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隙，物奚自入焉？”（《达生》）“其天守全，其神无隙”，所谓“天守”，就是守住天道德性，他的精神是整合，没有空隙，不受外部世界的一切影响。这是庄子全书所追求的宗旨和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一切神人、圣人、真人的境界。 

在他之前，从孔子到诸子的理论，都只停留在理性认识即意识层面。意识层受人的主观性局限，受时空性局限。他们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对人起作用，但是，人的真正能量、一切动力的来源，来自潜意识。有人曾把人的精神活动比作冰山，意识层只是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更大部分则是隐在水下的潜意识。它是蕴藏量巨大的精神宝库。人的喜怒哀乐都来源于此，人的智慧潜能亦皆隐藏于此。而庄子所提出的精神本体论及其小宇宙学说，正是首次为人们打开了这座精神宝库的大门。 

《庄子》全书反复一再强调“无”：“无功”“无名”“无己”“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应帝王》）“无知”“无欲”（《马蹄》）“无思无虑”（《知北游》）；强调“忘”“忘年忘义”（《齐物论》）“相忘以生”“忘其肝胆”（《大宗师》）“忘乎天，忘乎物”（《天地》）“忘己”（《天地》）“忘身”（《山木》），人们总将其一言以蔽之为“虚无主义”。其实，庄子之意，除了要人们从精神上解脱现实的痛苦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启迪人的灵性，开拓人们的智慧及其创造精神。《庄子》中的宋元君作画“解衣磅礴”、梓庆削木为鏬 惊若鬼神等等一系列的寓言，无不揭示：人们只有清除一切意识上的干扰，才能发挥出人们的灵性创造。正如沃拉斯所说：所谓创造，意味着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产生出东西来。（《天才的思考》庄子的“心斋”“坐忘”“朝彻”“见独”，所谓的“见独”就是生命个体所独自体悟的创见、创造、发明。“见独”犹如禅悟，因人们的悟性各不相同，根有深浅，器有利钝，人各有所见。故唯“见独”，自解自悟，无所依傍，方有独创独见。庄子标榜“见独”，实是提倡敢于独抒己见，敢于标新立异的开拓性人格。铃木大拙在《禅宗的存在价值》一文中说禅宗的修行目的在于“获得洞察事物本质的新观点”。其实，庄子的“坐忘”“朝彻”“见独”，目的和价值恰恰也正在于此。说到底，中国禅宗的顿悟，其哲学渊源与庄子的小宇宙理论正是相通的。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东得之乎！’”（《庄子·天地》）“玄珠”喻道——客观真理；而“象罔”，影子的影子，朦胧之朦胧，非语言可以表现，亦非意识可以得到，而只有影子的影子般朦胧的无意识可以得到。沃拉斯说：“神经学专家估计，你的无意识数据库与你的有意识数据库的比例超过一千万比一。”[4]（P19）西方现代学者的研究的结论是否正确，也许还可商榷，但至少说明人们过于迷信理性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庄子的“坐忘”“见独”，不一定等同于无意识，但至少是超越意识、超越传统的新观点新思维。其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大胆超越现有既存的一切，不断地作出自己独特的发明、创造，不断地向新的领域作出自己新的发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是通向未来的科学是不为过的。我们可以预言，当庄子的观点被人们所普遍认识普遍接受之时，也就是人类精神文明大解放大开发大自由之日。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M]，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德]鲁道夫·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M]，张源 贾安伦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美]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M]江苏人你出版社2004年出版， 

格雷厄姆·沃拉斯《天才的思考》，刘志明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