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零把孔子说成是丧家狗，很多人极为愤慨，我倒是能够理解一些。我觉得他把孔子说成丧家狗并无贬损之意，更多的反而是同情。孔子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根本不是圣人。其时群雄并起，争权夺利，统治者们需要的是富国强兵的策略学说，而不是孔子那个教人们守规矩懂礼貌的儒家学说。所以，孔子四处碰壁，一度因“道不 行”要“乘桴浮于海”。

   孔子其人，一生不得志。《论语》其书，也不过是一本伦理学教材。但是孔丘和《论语》本身的意义与孔圣人与儒家的意义是相去万里的。孔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会犯傻会犯错。《论语》是一本记录孔子言行的小册子，东一句西一句教人一些礼仪规范。那么何以孔子被后世尊为圣人顶礼膜拜，何以儒学远播亚洲诸国历二千年而不衰？那是因为孔圣人是神，完美无暇，是所有人的老师和模范。而儒学是历经二千年不断被丰富完善的完整的道德体系，涉及生存发展的方方面面，几乎人的每个行为都可以从先贤那里找到合适与否的判断。孔圣人与儒学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乱世需要法家、兵家、纵横家，治世却最需要儒家。因为乱世烽烟四起，弱肉强食，套用西方社会学家马基雅弗利的话说，是“国与国全面战争的丛林状态”。统治者都以存在和强大为第一要务，需要的是能够迅速带来眼前实利的学说方案，既无精力也无心情去搞什么“仁者爱人”的精神文明建设。但治世就不同了，国家与人民的基本生存都得以保障了，统治者与百姓的共同需求是结束人与人的猜疑、敌对状态，重建彼此的信任关系，重新实现在战争中被毁掉的社会秩序。这个时候，讲伦理树道德的儒家就显得不可或缺了。儒家告诉人们怎样做事怎样做人。孔子告诉我们要正直要谦虚要有爱心，要尊敬老人要孝敬父母要听领导的指挥，等等等等，普通又简单，但这一切却是整个社会得以健康运转的基石。统治者需要儒家，因为国家需要长治久安。人民需要孔子，因为社会秩序需要规范。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法律都不可能管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但是孔子和儒家能够，而且某些时候更加直接有效。

    纵观我国历史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元等等，大多短命，正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与儒家有很大关系。这些少数民族在战时目标一致，利益关系简单透明，所以能够团结一心，迅速强大，建立国家政权。但政权建立后，政府与人民不能够及时转变角色、策略，社会缺乏一套能够被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秩序仅依靠严刑峻法来保障，人与人缺乏基本的信任，权贵者凌驾于法律与道德之上为所欲为，这样的社会早晚要崩溃。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享国二百多年，其取胜之道在我看来就是拜服汉族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他们以诛杀昏君造福人民为口号打进中原，他们读四书拜孔子，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所以太平军造反的时候一大批汉族人起来保卫朝廷，就是因为他们能容忍少数民族当政而不能容忍不拜孔子不讲传统伦理的同族异类。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许多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旧的秩序破裂，新的尚未完善地建立起来，全民道德可谓是既在滑坡又在爬坡。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胡主席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什么社会上泛起“《论语》热”，为什么讲《论语》读《论语》的人的人都越来越多。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不是无本之木，它应当植根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八荣八耻”其实都源于我国的传统荣辱观。如何对传统道德取精去粕，使之融入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是政府与民众都要认真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