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出自中国春秋晚期的杰出军事学家孙子之口。孙子之所以在军事史上享誉中外，名播千秋，被尊奉为“兵圣”、“百世兵家之祖”，除了他曾经辅佐阖庐经国治军，“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立下赫赫战功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撰著了一部近六千言的不朽兵学巨著——《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典兵学的最优秀代表，《孙子兵法》从战略的高度和哲学的层面，观察、分析战争现象，探讨和揭示战争活动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克敌制胜的具体方法，奠定了中国兵学的坚实基础，规范了中国兵学的发展方向，确立了中国兵学的价值精神。唐太宗李世民所言“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唐李问对》卷上），可谓是深中肯綮，恰如其分。  

　　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固然博大精深，胜义迭呈，但最让人为之折服的，乃是他在论述具体军事问题时所蕴含的思想方法论。它洋溢着朴素辩证的思维理性，为人们正确认识、高明解决军队建设与战争实施提供指导，也为人们从事其他社会领域的活动带来启迪。其中，在理想层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层面的“取偏”，就是孙子朴素辩证思维理性的集中表现之一。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求全”文化，追求万全，争取圆满，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心态意愿。孙子同样对“全”情有独钟。《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如“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等等。可见“全”在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如同孔子学说的核心“仁”、老子学说的核心“道”以及墨子学说的核心“兼爱”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孙子看来，推行“全胜”战略是理之所宜，势之必然。它对己方来说，代价最小；对彼方来说反抗最小；对普通民众来说，灾难最微；对天下来说，获益最大，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最合算的博弈。为此，孙子推导出用兵的最上乘境界：“上兵谋伐”“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用“全胜”之策角逐于群雄，争胜于天下：“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  

　　能有这样的境界，无疑堪称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孙子的确了不起，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孙子同时还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一种理想，如果拘泥于“全胜”，而忘记战争厮杀这个残酷的铁血事实，将“理想”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般自欺欺人了。换言之，孙子清醒地认识到，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云云，只能看作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其实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很难有真正的万全，更不应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以至错失战机，陷于被动，与成功失之交臂，图虚名而招实祸。  

　　正因为孙子早已将这层关系明了于胸，所以他在高举“全胜”这杆大旗，于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却一直磨励着“战胜”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调突出重点，剑走偏锋，主张集中兵力，寻找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克敌制胜，“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孙子指出战略家最大的过错，在于不分主次、轻重和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由此可见，在“兵圣”孙子那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统一的。孙子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即有舍才有得，得与失是辩证统一的，因而强调五“不”：“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君命有所不受”，绝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绝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正合，以奇胜”。应该说，孙子这种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是充满深邃的哲理的，其“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基本理念正与老子的名言“多则惑，少则明”所体现的精神旨趣相吻合。  

　　显然，孙子有关“求全”与“取偏”的辩证思维，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这在今天也不无启迪意义。“求全”只能是理想，是旗帜，是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美妙图景，“取偏”才是现实，是手段，是真正可以践行、可以落实的选择。至于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更有必要借鉴孙子的用兵艺术和人生智慧，做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分清缓急，甄别主次，开拓重点，把握关键，集中兵力，各个突破，以求获得最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