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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书”误导了读者，把错误的信息或思想传递给了读者。在这一点上，“伪书”的害处明显超过了盗版书，因为盗版书还有一个真实可靠的版本来源，不致于把完全虚假的东西强加给读者。 ●“伪书”损害了作者的声誉，扭曲了作者的真实面目和思想。 ●“伪书”还会产生类似于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把正宗的图书挤出市场，给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 “伪书”，顾名思义，就是伪造的书，就是那些作者或出版社根本没有正式出版过却现身在市场上的书。本来笔者以为“伪书”说不上有多大危害，只不过是在图书市场上添添乱而已，但是前不久在火车上的一段遭遇使我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与毕业于吉林大学学生物工程的某男生同乘一车，他说于丹的书写得很不错。询之都读过于丹的哪些书，回答颇令人吃惊，他说是《〈论语〉心得》和《〈孟子〉心得》。于是，我向他解释，说于丹只讲过《〈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孟子〉心得》。他听了莞尔一笑，仿佛讥讪我假充内行似的。 有了这段遭遇，笔者开始留心市场上的于丹作品，果然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在于丹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西门外不远处的一家小书店里，竟然推出了一个“于丹系列作品专柜”，里面除了摆放着盗版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外，还有不下10种其他“于丹心得”作品，如《〈老子〉心得》、《〈荀子〉心得》、《〈墨经〉心得》等等，好象于丹把诸子百家全部“心得”了一遍，而且售价都极为便宜，一律5元一本。书柜上还有一大本《于丹全书》，把那些《心得》搜罗殆尽，售价才15元。不知于丹是否听说过这些事，又会做何感想。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位大学生的心情了，同时也能窥见“伪书”的危害之大。首先，“伪书”误导了读者，把错误的信息或思想传递给了读者。在这一点上，“伪书”的害处明显超过了盗版书，因为盗版书还有一个真实可靠的版本来源，不致于把完全虚假的东西强加给读者。其次，“伪书”损害了作者的声誉，扭曲了作者的真实面目和思想。“伪书”毕竟是捉刀代笔之作，即使伪造者对原作者的思想和文字表达方式有深入的领会和把握，也不可能达到与原作者同等的水平。如此谬种流传，不仅作者在读者群中的形象受到损害，更会降低社会整体的认知水平，毕竟假的真不了。再次，“伪书”还会产生类似于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把正宗的图书挤出市场，给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伪书”的制造者毫无顾忌，只求迎合部分读者的口味而不惜粗制滥造，以危言耸听代替谨言慎行，以哗众取宠代替严肃庄重，使“伪书”的刺激性、耐读性大大加强，反而使原作者的真实作品受到挤压。“伪书”贻害之深，莫过于此。复次，“伪书”在畸形强化原作者影响力的同时也导致了信任危机，威胁着社会诚信度。不明真相的读者可能会被“伪书”所迷惑，进而对原作者的思想价值和人格魅力产生怀疑，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加大对社会的不信任感。 由于上述这些理由，我们必须对“伪书”问题给以足够重视，并彻底根绝之。为了做到这一步，首先需要对“伪书”的类型和集散地做出准确判断，有的放矢才会斩获颇丰。 针对于丹、易中天等“百家讲坛”明星和王跃文、周梅森等多产作家的作品进行伪造，是“伪书”的重心，也应是打击的重点。另外，还有两种类型的“伪书”值得注意:一是模仿《故事会》等通俗文学刊物制造的各类出版物，封面和内容与原刊物极其相似，差别只是用书号替代了刊号；二是基本上不面向市场的民间写作爱好者的“自费书”，是作者花冤枉钱而出版社根本不知情的“伪书”，连同书号等都是中间商伪造的，这类书虽然不会给读者造成多大影响，但扰乱了正常的出版秩序，污浊了社会空气，也应从源头上加以治理。 “伪书”的销售渠道是遍布城乡的小型民营书店、火车站和汽车站里的书摊，以及中等城市的图书批发市场。在这些毫不起眼的批销网点上，“伪书”正以惊人的数量向外扩散着，凭借其价格优势和故事情节优势吸引着大量读者。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伪书”也支付稿酬，也有制作成本，售价为什么会与正版书差那么多呢？“伪书”惟一与正版书不同的是没有书号费用和出具增值税发票的费用，但书号岂可算成本，那是出版社的免费资源么？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的《性史》也遭“伪书”之扰，使之困顿不安。《性史》第一集刊行后引起轩然大波，张竞生迅即停止了第二集的出版和发行，但伪造者乐此不疲，以致于连其北大同事、素以严谨著称的梁漱溟都以为《性史》“似是陆续发行的期刊”，可见“伪书”影响之大。而今天“伪书”的势头已远甚于80年前，我们岂能掉以轻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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