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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忠孝为治国之本。无论何等荒唐、悖理的行为，只要符合忠孝之道，即为合情合理之事，就该予以表彰。历史上盛行千年不衰的割肉疗疾，就是突出一例。 割肉疗疾的陋俗始于先秦，盛行于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才逐渐绝迹。《庄子•盗跖》记载，介之推为了表示自己对国君的无比忠诚，“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唐代割肉疗疾的盛行，与陈藏器所著的《本草拾遗》直接有关。《本草拾遗》第一次提出了人肉可以治病的理论，从此从理论上开创了中国吃人肉的先河。宋代以后的割肉疗疾开始变本加厉，惊世骇俗，大有一割而名闻天下之势。明清两朝是割肉疗疾之风最强烈的时代，此时的孝子们似乎觉得“割股”还不“过瘾”，又“割乳”、“割肝”、“抉目”，以此表明自己的愚忠愚孝，真可谓登峰造极。这些匪夷所思的行为，在史书上有不少记载。近日翻阅《淄川县志》，就发现了六七处这样的记载。 《淄川县志•续孝友》记载：清朝初年，时任宁绍台道参议的沈润，回家奔母丧，见因照料母亲的二弟沈澄积劳成疾，形容枯槁，“不惜破家延名医治之”，但“万方迄无一效”。沈润“倍增忧患，恒流涕沾襟”，“翻阅本草医书，见有人肉可治瘵病之说。至夜半，自起著衣冠叩天地，焚香默祝，即刲其股，置于茶碗中，”“捧至病榻前，给茂才（仲弟澄）曰：‘此鹿脯也，食之可疗沉疴。’” 《淄川县志•重续孝友》记载：“韩辅世，邑北鄙农人。母病半载不起，饮食不进者三日。辅世大痛，暮夜割股肉致祷，愿以身代，母病旋愈。”“邑侯叶公祝旌其门曰：孝能致身。” 《淄川县志•续烈女》记载：“毕氏，痒生徐之大妻。之大病亟，毕氏自刲股和药进之，卒不起。夫死，乃守节终身。” 又记载：“袁氏，若望女，年十九岁适痒生张永裕第四子。”“（袁）氏天性至孝，姑老多病，侍饮食汤药，无间晨夕。翁病危笃，（袁）氏痛彻衷心，向夕刲股吁天，乞延翁寿。病愈，乡人称叹，咸谓孝妇至诚，感格所至。具呈投县存案。 又记载：“王氏，诸生王炜女也。幼而端庄，长适张克和为妻。”“乾隆二年正月，姑病复作，至十六日晚，（王）氏怂恿克和就寝，家人俱睡。（王）氏设几案，燃香烛，偏左袒，匐匍祷天，愿以身代。既而，（王）氏天性勃发，情极意恳，左手撮乳下肉，右手持利刃，用力刲之。割肉三寸许，掷刀砉然，而克和觉矣。觉而烛之，举家惊悸。（王）氏方坦夷自若，手捻炉中香灰一撮，敷上刀口。”“自是姑病日愈，（王）氏伤痕不逾月亦平。邑令唐闻之，表其门曰：孝懿可风。” 《淄川县志•三续孝友》称：蒲立德先生《东谷文集》还载有孝子董瑞割股告天、孝子孙暻割胁肉告天二事。 割肉疗疾本是一种非常愚昧的行为，既无助于医治疾病，又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身体。但因为这是一种“孝行”，符合封建统治者的伦理道德，因而，在统治者的默许甚至提倡和褒扬下，一直作为人们“孝友”的榜样，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上面引用的几个例子，如韩辅世、袁氏、王氏，割肉祷天，“救活”了自己的亲人，都得到了县衙的表彰。其他几位，虽然没能救活自己的亲人，但也载入县志，成为世人的楷模。但尽管如此，从封建帝王到一般百姓，还是给予严厉批评。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处理过这么一宗案件。据何孟春《余冬序录》记载：江伯儿母病，割胁肉以进，不愈，祷于神，欲杀子以谢神。母愈，遂杀其三岁子。事闻太祖皇帝（朱元璋），怒其绝伦灭理，杖而配之。下礼部议曰：“子之事亲，有病则拜托良医。至于呼天祷神，此恳切至情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事属后世，乃愚昧之徒，一时激发，各为诡异，以惊世骇俗，希求旌表，规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遇此，不在旌表之例。”《淄川县志•三续孝友》也指出：类似割肉疗疾这种事情，在民间还存在，但“缘例载毁伤肌体，恐伤生命，不在褒旌之列，故不录。”也就是说，对此事官方不宜提倡，以免损害身体。 割肉疗疾既然是一桩蠢事，为什么有人非要这样做？这除了受到陈规陋习的影响，也与错误医书的误导有关。唐朝开元年间，明州人陈藏器《本草拾遗》记载，人肉疗羸瘵。自此，一些有文化的人受此影响，也“多相效割股”。上面提到沈润“翻阅本草医书”，其所看到的医书，勿庸置疑，就是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沈润或许不知道，对割肉疗疾之说，李时珍早就在《本草纲目》中给予了坚决否定和批判。他说：“按陈氏之先，已有割股、割肝者矣。而归咎陈氏，所以罪其笔之于书，而不立言以破惑也。《本草》可轻言哉？”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虽病笃，岂肯欲子孙残其支（肢）体，而自食其骨肉乎？此愚民之见也。” 批评割肉疗疾这种行为，要持辩证法的态度，即摒弃其愚昧“外壳”，肯定其合理“内核”。要否定的是割肉疗疾这种外在形式，即不要盲目地做“割肉”这种既不能治病又摧残身体的傻事。要肯定的则是割肉疗疾这种合理“内核”，即真正做到对父母要“孝”，对兄弟姐妹要“友”，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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