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相对于中国人漫长的阅读史而言，不过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就在这短短的30年间，中国书业以及国人的阅读却在实实在在地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30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头几年，深受之前的几十年所累，后几年的作为，又将影响以后几十年甚至是更长时间。承前要往远了承，启后也要考虑到往远了启。

　　在这30年里，人们经历了图书资源从极度匮乏到极大丰富的转变，也要接受泥沙俱下“乱花渐欲迷人眼”而大叹“无书可读”，也需见识“一折书”、“伪书”和“黄金书”等形形色色；经历了一场汹涌的读书潮，一次轰轰烈烈的“新启蒙”运动，也要经历“读书无用论”、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经历了精神上的如饥似渴，也要回复到心灵的平复和慵懒。

　　阅读形态的变化脱离不开社会形态的变迁，有时候，阅读形态领先一步，这是因为社会形态彷徨或僵滞了；有时候社会形态领先一步，这是因为阅读形态萎缩或是停顿了。这30年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阅读形态出现了分化，不再是全国上下一本书，一位意见领袖站出来，准能一呼百应。其实全民读美学，啃哲学，也是不正常的，与集体性的不思考，在性质上并无两样。在其他商业领域通行的分层和分众理论，也在图书市场被执行，学术的归学术，大众的归大众，或者说，文化的归文化，流行的归流行。消遣性读物与功利阅读在形式上占了上风，这也说明了读者阅读目的的变化。在这个分化中，1990年前后大概要算是分水岭，恰好是一个十年的结束，一个十年的开始，有学者形容，是理想主义退去，功利主义回归。

　　在图书讯息的获取方面，对比只有《读书》杂志等少数几家刊物，如今都市报文化版面在各处开花的盛况，真是可喜。不过那些讯息中，有不少有可疑成分，只好请读者擦亮慧眼了。在此期间，我们也见证了开办8年之久的央视《读书时间》节目的停播，它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　　

　　30年里，新华书店不再一家独大，民营书业从无到有，在夹缝中崛起而至与新华分庭抗礼，后来又有了贝塔斯曼的书友会，有了当当、卓越等网络书店，读者终于可以从忍受排队购书的无奈到享受一点鼠标等书上门的便捷。新华系猛醒，依靠自身的特殊便利，大手笔进驻一座座大中城市的中心地段，享受庞大的客流资源，同时在经营品种、营销模式、服务质量等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北京百荣、上海思考乐、沈阳东宇等民营大型书店的败出，新华系终于在零售领域打了个大大的翻身仗。网络书店是尾鲇鱼，因为不担心有店铺的租金压力，可以狂打折，或者变相让利，读者很欢迎。一些同业者则颇有微辞，认为图书零售业利润已经非常微薄，价格战无疑会“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图书价格在这些年经历了两次大的提涨（1985年、1994年），前一次有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因素，后一次则是由国际国内纸价大幅上涨所致。从后一次提价之后，围绕书价究竟高还是不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客观地说，相对于同时期的收入增长幅度、其他商品的涨价幅度，书价的涨幅并不算高。

　　版权意识的加强，绝对是30年来出版界的一大进步。1992年7月3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从此开始有了真正的版权贸易，有了对著作权的维护和针对盗版的多次“围剿”。

　　出版界无论从体制上还是行为上，越来越向市场化靠拢，有人在开拓，有人在坚守，祝愿他们都好吧，毕竟他们是精神食粮的供应商。

　　因为技术的更新，图书的排印“告别铅与火，迎来光和电”，图书生产环节效率提高了何止几倍。也是因为技术的更新，通过互联网出版、发行，下载和阅读电子图书，必然会对传统图书出版业形成冲击。不仅如此，当所有的读者都可以在一个庞大的公共平台上，共同使用人类千百年积累沉淀下来的智慧结晶，并且可以随时交流、激励、辩论甚至争吵，进而产生新的认识、新的知识体系时，所形成的就不是信息大爆炸而是大核爆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被使用，不过是为信息时代装备好硬件设施，这种群体性的知识再生产，才是信息时代的核心软件，也许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新希望，就孕育在其中。

　　这也是30年来，甚至是三千年来，国人阅读史、学习史与知识生产体系所面临的最大改变。

　　30年弹指一挥间。步入新世纪，“文化创意产业”和“软实力”被空前重视，创意和软实力从哪里来？出版产业仍有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