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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问世之后，张居正这个名字逐渐为世人熟悉。其实，这个名字在历史学界从来都没有被忽略过。褒奖他的人很多，反对他的人亦不在少数。自他死后四百余年，对他是非功过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攻击他的人，说他是“权臣”、“贪官”，赞扬他的人，称他是“宰相之杰”。明代留下许多令人不明白的问题，这大约是最能刺激人心的一个了。作为《张居正》一书的作者，我无法回避上述论争。在这里，我想就权臣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二
张廷玉有此心态，并不难理解。在古代，中国的文人，要想发挥作用，只能依附于皇权，培养自己的侍妾心态，妾的特点，不仅仅是小鸟依人，还要有以色侍人的上乘功夫。文人的才如女人的色，是可以出卖的。唐诗人朱庆馀写给张籍的一首诗，专道这种侍妾心态：“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邀宠于公婆与邀宠于皇帝，理出一辙。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文人与女人的心态都不太健康。在这样的一种人文环境中，张居正要想得到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一些笔记文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对张居正积极肯定的评价，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一个是我在书中写到新科进士邹元标，这位江西吉水人，在万历五年秋发生的张居正夺情事件中，还是个观政刑部的新科进士。按明代朝廷规矩，凡在朝为官者，父母去世必须立即卸去官职，回家守孝三年，称为丁忧。而张居正的父亲过世，皇上慰留他继续担任首辅，此举称为夺情。张居正为天下计，为初见成效的“万历新政”考虑，亦同意皇上的安排，但反对新政的官员们借此大做文章，纷纷攻击张居正夺情之举是贪恋禄位，一时谤议汹汹。邹元标对张居正夺情也十分愤怒，在已经有四位官员为此被打断了腿的情况下，还冒死上书攻击张居正，认为他不回家夺情，是衣冠禽兽之举。并进一步抨击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他在疏中言道：“陛下以张居正有利于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这封奏疏出来后，张居正与万历皇帝都很愤怒。邹元标因此受到严厉的惩处。廷杖八十之后，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被流放贵州都匀卫。于此六年，潜心研究阳明心学，学问大进。后世把他作为东林党的领袖。万历皇帝在将张居正籍没抄家后，把反对张居正的官员都平反、升官。邹元标因此回京，但他看不惯万历皇帝的不作为以及官场的腐败，两年后，他因再次上书指斥朝政，又被贬官外放。天启年间，才重新起复。因为他威望高，在读书人中享有很高地位。他第三次出仕便担任左都御史的要职，已成为朝廷的股肱大臣。他目睹吏治败坏、国运衰颓。再回想万历新政时朝廷勃勃生机，便深切感到张居正是明朝难得的中兴名臣。因此提出为张居正平反。他说了如下一段话：“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他的意思就是：张居正有功于社稷。国家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把张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邹元标为自己年轻时的孟浪感到惭愧。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肯定不愿意把那一篇抨击张居正的疏文收录进《明史》。天启皇帝虽然昏庸，但还是采纳了邹元标的建议，部分恢复张居正的名誉。直到几年后崇祯皇帝才给张居正彻底平反，此时邹元标已经去世，没几年，明朝就灭亡了。 大家想一想，邹元标是被张居正打断腿的人，他在历尽坎坷磨难之后，拄着拐杖上朝，坚持为当年整他的人平反，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 第二个是李贽。李贽是当时一流的文化名人，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张居正担任首辅时，李贽在礼部当一个六品的小官。杜甫写过一首怀念李白的诗，有这样两句“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张居正对李贽，也存了这样的心态。他虽然不喜欢清流，但认为李贽率真，于是将李贽提拔为云南姚安知府，级别是正五品。李贽从碌碌无为的小京官摇身一变为封疆大吏，这是他仕途中最辉煌的一段。从张居正用人的一贯主张看，对李贽的使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变数。 在嘉靖中期以后，到隆庆、万历时期，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王阳明的心学大行于天下。其追随者为传播学问，创设了很多书院，来往于各书院讲学的，先后有创立泰州学派的王艮、湛若水、耿天台等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是张居正执政期间最为著名的学者。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因此达到白热化。万历七年即一五七九年，何心隐六十二岁，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狱中，终被杖毙狱中。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为其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以求赦，有的愿舍身替死。何“瘐死”狱中之后，有人指斥张居正为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在张居正死后，这种声音愈加强烈。但李贽却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他在《答邓明府》一文中写道：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力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人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的，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而必欲杀吉安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鉴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李贽作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对张居正的评价，给我们留下的非常重要的文件。张居正为何不能容忍何心隐？乃至要杀他？是不是地方官揣摩其心理投其所好弄死了何心隐？李贽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极大。何是阳明心学的传人，属于泰山学派。何心隐以陆王心学传人自居，当时整个湖广地区私立书院很多，是传统陆王心学的重要阵地。 当其时也，官学的学生学习的是程朱理学，私立书院讲授的是陆王心学。两种思想互相激荡，甚至尖锐对立。张居正对程朱理学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士林中人一味地拾捡回陆王牙慧，所以他不会完全站在官方立场反对何心隐。他觉得国家要储备人才，但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无补于苍生。实际上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赞赏的。当心学演变为玄学，注重实学的张居正便有些担忧，就像今天谈到对青少年的教育，由于传统文化遭到无情的解构，一些诸如理想、尊严、道德等固有的观念为年轻人所不齿，而大肆崇尚西方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张居正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当时的讲学之风也深为忧虑，他害怕所有青少年变成崇尚空谈的清流，因此断然下令关闭全国众多的私立书院。这样做客观上收到了钳制思想的作用，但张居正的主观动机是想正本清源，让思想界能够为他的万历新政服务。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为。对这一点，作为思想家的李贽却没有对张居正的做法提出任何批评，反而说张居正与何心隐“二者皆吾师也”。可见李贽对张居正的政治功绩是肯定的。 第三个是于慎行。于慎行是张居正亲自推荐给万历皇帝当老师的。万历皇帝也非常信任于慎行，张居正死后，还让他入阁当了辅臣。宦官张诚与平反复职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受万历皇帝的派遣气势汹汹去江陵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写信要丘橓别把事情做绝了。这封信的大意是：当张居正在权力顶峰的时候，满朝没一个人敢说他的坏话。现在他人亡政息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好话，这都是不对的。他认为要肯定张居正执政十年的成就，并希望停止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当时传播极广，许多正直的官员都佩服于慎行的勇气。于慎行有君子之风，尽管张居正当权时赏识他，他从不登门馈遗。他不登门，张居正也并没有因此打压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健康。虽然于慎行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与为人也不全赞同，但却在张居正遭受迫害最厉害的时候仗义执言。万历皇帝后来及时停止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起到一定的作用。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研究历史人物除了研究正史，还应该研究同时代人的著述。同代人对张居正的评价比《明史》更为可靠。我觉得张居正担当“宰相之杰”的盛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对人的评价标准，历来都是把道德评判放在第一位，这样有失偏颇。我不是说为官不讲道德、不讲操守，但这不能作为唯一的条件。评价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要看他执政期间的作为，是不是有功于社稷，有利于人民。“富国强兵，尊主庇民”八个字，构成张居正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是站得住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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