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写过一篇题为《闻鸠》的文章，讲他幼时家乡后园中一棵树上，住着一对斑鸠。

　　“天将雨，鸠唤归。”窝里的雄斑鸠急切地呼唤着他的媳妇……

　　“鹁鸪鸪……鸪！”“鹁鸪鸪……鸪！”单声叫雨，双声叫晴。这是双声，是斑鸠的媳妇回来啦。“……鸪”，这是媳妇在应答。

　　是不是这样呢？我一直没有踏着挂着雨珠的青草去循声观察过。然而凭着鸠声的单双以占阴晴，似乎很灵验。我小时常常在将雨或将晴的天气里，倾听着斑鸠，心里又快乐又忧愁，凄凄凉凉的，凄凉得那么甜美。

　　汪先生实是性情中人，他那后园一定属于废园，才可能有如此的情致。他此时心中也无国家大事，却从鸠声的单双中预测阴晴。我由此忆起自己的童年，也玩过，也闹过，从西城跑进天坛捉蛐蛐，围绕鸣声走3圈，向高处洞里撒泡尿，蛐蛐自己就从低处洞口窜出来，一头撞进人支架的网子里。

　　童年不解人事，容易对草木中的一切感兴趣。但人总要长大，长大了就往往要落网。汪先生就落进反右的网。他被发配到张家口劳动了3年，所幸的是，他进入了一个果园。他种葡萄，结果他用功劳动，也用功读关于葡萄的书。后来他写了一篇《葡萄月令》，从一月写到十二月，写每个月中的葡萄应该是什么状态。

　　一月，下大雪，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三月，葡萄上架。上了架，就施肥。上大粪，不用稀释，就把原汁大粪倒下去。大棵的，得三四桶；小棵的，一桶也就够了。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喷波尔多液。从抽条长叶，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过后太阳一晒，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了。七月，葡萄都“膨大”了。追一次肥，在沟里撒上硫铵。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我们总还要再喷一次波尔多液。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总不能这样无情无意了吧？十一月，葡萄下架。剪下的葡萄条，挑有3个芽眼的，剪成二尺多长的一截，捆起来，放在屋里，准备明春插条……

　　汪实在是对草木多情，丝毫没有被头上的右派帽子压迫着。他终于结束了苦难生涯，他进入了新时期，他还到了美国。他是老脾气不改，在美国也对人家那儿的草木多情。在美国，汽车轧死一只野鸭子是要罚款的。高速公路上有一只野鸭子，汽车就得停下，等它不慌不忙地横穿过去。在诗人保罗·安格尔家的背后，有一块倾斜的空地，每天都有一些浣熊来拜访，此外还有鹿，3只，4只，最多时达到7只，安格尔每天定时喂它们玉米粒。同去的我国鄂温克族作家与安格尔开玩笑：“我要是有一支枪，就可以打下一只鹿！”安格尔则说：“你拿枪打鹿，我就拿枪打你……”态度是很认真的。我去年与这位作家一起去云南，他依然对打猎非常有兴趣，时常讲起他打猎的成果。我笑问他：“幸亏是在咱们国内，那位安格尔要是知道了，会不容你的……”他嘿嘿一笑：“他早去世了。天底下某种动物太多了会影响别的动物，人就得出来维持平衡……”随后，我与他共同回忆起业已去世的汪先生。他说：“汪先生那人倒是很细致的，对所有生物都充满了爱。”

　　是的，汪去香港感到憋闷，因为到处是五六十层的高楼，而街道上几乎没有树，没有绿色的植物。所以同行的年轻作家说他“从北京到香港，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坐着”。他听了也只是无奈地一笑：“我老了。”其实，他在香港无法呈现自己对草木的童心，就只能以老态坐在一边。他还写过一篇《梧桐》，回忆小时候把梧桐落叶收集起来——不要叶片，只要叶柄，把它们集成小马蹄的样子，“可以磨墨”。是用之研磨砚台上的宿墨，然后写毛笔字。“一到梧桐落叶那几天，我们书包都装了不少的梧桐落叶的叶柄，好像它们都是宝贝似的。对于这样毫不值钱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么？不啊，这里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这是‘俺们的秋天’啊。”对此，我也是全然共鸣，在我人生的儿时，记得小书包中还有一只封闭很紧的铜墨盒。我们不仅写大字，更写过小字。我们有两种写字的本本。我们很认真地写过红格子，慢慢地，脱离红格子去写“自己的字”了。我们就在这种脱离当中慢慢成长了。后来，我曾在几次笔会活动中站在汪先生的身旁，看他如何运笔写字，那实在是优美，其中有他幼功，更有他在草木中的童心。这一点，我们都是远不如汪先生的啊。应该感谢的，是山东画报出版社新近编辑的《人间草木》这本书，让我重新并久久地回忆起了汪先生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