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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42年进大夏大学的。抗战一开始，大夏大学就迁往贵州，一部分留在上海，地址在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重华新村内梅龙镇楼上。第二个学期开学选课时，我一下子看到郭绍虞老师的名字，简直不敢相信。 为什么看到这名字，我会这样开心呢？当时我正在做文字改革工作，常为一件事苦恼：用拼音字母拼写汉语，应该一个词一个词照写；可是我们汉语的词和外文的词不同，他们一个个词是固定的，而我们的词很灵活，一些复音词可以拆开，中间插进字去。随便举例来说，“漂亮”当然是一个词，但可说成“漂不漂亮”。“登记”当然也是一个词，但可以变成“登什么记”。“小便”当然又是一个词，但可说成“小了半天便”。我碰巧读到了郭绍虞老师在开明书店出版的《语文通论》，其中一篇文章很精辟地归纳出汉语词有可分可合的黏合作用，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汉语词的这个重要特点。为此我对郭老师敬佩得不得了，如今能亲聆教诲，能不开心吗？ 第一次见到郭老师，觉得他非常严肃，不苟言笑，直到后来熟了才发现他很可亲，高兴时也会天真地咯咯笑。这时是冬天，他完全是北方人打扮，穿皮袍，戴皮帽。我渐渐听说，他是因为老朋友周作人投敌，怕他纠缠，逃到南方来了。我过去一直以为他是单身来的，最近才知道是一家回苏州，他的好友叶圣陶先生请他到上海开明书店帮忙编书编杂志。他一个人住在开明书店编辑部三楼，睡的是行军床。他走得匆忙，收藏的大批古籍还留在北平，是日本人投降后才运回上海的。 郭老师上课，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在黑板上滴滴答答有声，他是书法家，黑板上的字写得那么好，下课真舍不得擦掉。他教我们历代诗选、词选。有一次大家还请他用苏州话唱诗，我小时候读私塾都用广东话吟唱旧诗，听江南话唱诗，这是惟一的一次。他还教古典文学理论、修辞学等课。他讲的修辞学，和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不同，自成体系。 当时郭老师每星期六下午要回苏州，星期一早晨返回上海，我只知道他是回苏州看母亲。那时候火车票不好买，碰巧我们有一位同学有办法。她拿到车票时碰上郭老师没课不来学校，就交给我送到开明书店去。所以我常去开明书店编辑部，还上三楼。郭老师生活十分清苦，到学校上课来回步行。碰到我没课，下课后就陪他走。 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本来是刘大杰老师，可是他和教务长吵翻了，第二天就不来，辞职不干了。一些日子，系主任由郭老师接任。教育系主任黄式金老师正好是郭老师的学生，我想是他劝说郭老师担任这个工作的。 有一次，带领我做文字改革工作的老大哥倪海曙问起我学校有些什么老师。我说起了郭老师和他的语言学著作。倪海曙希望见见郭老师，我说好办，上课来旁听好了。他真的来了，我们坐在一起。上课时郭老师要点名。别的老师点名时从不抬头看，有人说“到”就在名单上勾个勾，没人答应就打个叉。郭老师不然，点一个名就抬头看看。点完名他来到我们桌旁，对倪海曙说，名单上没你的名字。我连忙站起来回答，说倪海曙是我的朋友，慕名来旁听的。郭老师点点头，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他们后来成了忘年交。倪海曙写了一本《苏州话诗经》，托我请郭老师看。郭老师看了十分喜欢，还让女儿郭信和师姐去读。我真没有想到，倪海曙是地道的上海本地人，他写的苏州话竟让这位苏州姑娘大加称赞。后来《苏州话诗经》要出版了，郭老师欣然为这本书写序，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解放前倪海曙为《时代日报》编“新语文”副刊，也得到了郭老师的支持。建国后他们的交往就更密切了。 我是在1945年日本人投降不久后毕业的，接下来大夏搬回原址，即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郭老师转到同济大学。他曾亲自上我家，希望我去同济任助教。但我自知中文功力不够，要我给同学改旧体诗词，实在力不能及。我老老实实跟郭老师说了，结果没去，真对不起郭老师。但我和郭老师一直保持联系。解放后他担任语文学会副会长，我担任理事，也常在一起。我后来做了儿童文学工作，有一次我向他表示惭愧，没有继承他的事业，他反而笑着安慰我说：“你这个工作很重要。你有这个本事又有兴趣，就应该做这个工作。” 郭绍虞老师真是桃李满天下，海内外不少知名学者是他的学生。他早期的学生是我的前辈，例如前面说到的黄式金老师。有一次，大学者顾廷龙先生对我说：“你不要对我这么客气，我也是郭老师的学生，我们是平辈。”我听了这话呆住了，心里只好说：折杀我也！ 郭信和师姐生前曾对我说，她父亲在大夏的那段经历，熟悉的只有我了。我一直想把它记下来。现在终于写成，只是晚了，很抱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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