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清理出土的荆门郭店楚简，在1998年公布；1994年收购入藏的上海博物馆楚简，自2001年开始发表，迄今仍在继续出版之中。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出现，迅速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研究热潮，涉及到许多学科和方面，但受影响最大的，恐怕应推学术史、思想史。两批简内大量丰富的佚籍，使人们不得不提出重写有关学术思想历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长期流行，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若干观点，正在遭到动摇，甚至导致根本性的改变。

这篇小文想着重考察郭店简、上博简发现后，学术思想史直接受其影响的段落与部分。文中将先就简的年代本身作进一步的推定，然后分别谈到这两批简的两项最主要的内容，即儒家和道家，分别进行概观的探讨。由于我个人识力有限，同时上博简也还没有完全公开，看法只能是不成熟，或者说是暂时性的，敬希大家赐予指教。

一、 郭店简、上博简的时代

郭店简与上博简时代的研究条件明显不同。前者系经考古发掘出土，有出自墓葬的材料记录足稽，后者出于盗掘流散，缺乏原来墓葬的信息。

如众所周知，郭店一号墓其实也经过盗扰（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以下有关该墓材料均据此文），盗墓者第一次仅挖至椁板，第二次则在椁板东南隅箱头南端锯洞，并且撬开边箱，盗去一些文物。不过从后来发掘的平面图看，所失不多，特别是简基本得以幸免。这就使墓以及简的时代有可能得到推定。

按照考古学的原则，郭店一号墓的时代是墓中简的时代的下限。作为墓的随葬品的简，其书写的时间不可能迟于墓的下葬，由于是实用的书籍，一般说总应比墓的建成为早。至于这些书籍的著作时间，还可能比简的书写早相当一段时期，是大家不难理解的。

郭店一号墓的发掘简报，业已对墓的时代作了很好的分析。这座墓位于楚国郢都地区，这个地区的墓葬，考古学者已经有比较详细可靠的分期，其中江陵雨台山墓葬群的序列可以作为最好的标尺。郭店一号墓的简报正是这样做的，以所出器物尽可能同雨台山类似出土品对比。下面将比对结果表列出来，前面是郭店一号墓所出器物名称，后面是雨台山出同型器物的墓号及所属分期： 

铜器：             郭店：      雨台山：

盘                 M354，      四期

扁菱形镞           M499，      四期

马衔               M323，      四期

盖弓帽             M545，      四期

陶器：

鼎                 M176、179，六期

盉                             六期IV式

斗                             六期II式 

漆木器：

耳杯                M245，       五期

木梳                M513，       五期

木篦                M314，       四期

这里面陶盉、陶斗，简报对比雨台山六期，需要说明一下。雨台山分期中的陶盉，Ⅲ 式与IV式实际非常接近，据报告，见于M176、179的Ⅲ式盉“环耳外撇近横，蹄足内侧平，外侧有削割痕迹，肩、腹部饰弦纹”，而见于M555的IV式，“形制相同”，只说“环耳外侈近横，腹壁直，圜底近平，蹄足内侧平，外侧呈三棱形”（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8-69页），同Ⅲ式的差异非常细微。郭店的盉，看线图与雨台山Ⅲ、IV两式均有一点差异，可能是由于足上部有兽面，划到IV式一边去了。我认为该盉也当对比雨台山Ⅲ式，在其五期，这和陶鼎恰相配合，已见于雨台山M176、179。另外陶斗，郭店的一件与雨台山I式、Ⅱ式差别都比较大，恐没有分期的意义。

把陶器中的盉改到雨台山五期，去掉斗，便可看出郭店一号墓整体说来相当雨台山五期，即战国中期后段。

简报又专门以郭店一号墓器物同距离很近的包山二号墓对比，同型的有铜扁菱形镞、軎辖、木枕等。尤其是方形有漆绘的铜镜，两墓所出“如出一笵”。这种镜不是耐用物品，更表明墓的时代性。包山二号墓的时代可由墓中简文纪年推定，是公元前316年（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332页），属于战国中期后段，用雨台山分期，也在五期。

这一切，证明简报讲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确是很对的。

战国中期后段，从绝对年代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仍以雨台山分期来看，在中期后段之下，还有楚墓的一个期，即战国晚期前段的六期。郢都楚墓的下限，公认在秦白起拔郢的公元前278年，此后当地的墓即归秦墓的范围（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作为考古器物的分期，能明显成为一个期总要占二三十年甚至多一些，而公元前278年上距公元前300年不过二十二年，所以我们说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应该是合适的。有的学者出于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考虑，希望把墓的时代下移，是做不到的。

上博简无法用像郭店简这样的方法来推定时代，但如学者们共同感觉到的，上博简的形制、字体等与郭店简没有突出差别，当属于同一较宽的时代范围之内。以下两点，似可作为推测时代的参考：

上博简有一种现题为《柬大王泊旱》（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柬大王”即楚简王，卒于公元前408年。上博简包括这个王谥，自然不能更早。简王的轶事成为一种文献流传，可能要在他身后若干年，把简的整体年代估计在战国中期后段以下较为合理。

与这批简同时，有一些丝织品流散，传说出于一墓。其刺绣技法纹饰都和江陵马山一号墓的出土品相若，很可能属于同时，马山一号墓的时代，发掘报告云“为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晚期偏早，约公元前340年之后，至公元前278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页）。

因此，我们试估计上博简所自出的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偏早，简的书写时代也不出此限。

二、 孔孟之间

郭店简依整理者的划分，有书十六种。上博简（不包括另收的字书等简）尚在陆续发布，据称至少有书八十多种。两者相加，已超过百种，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时在楚地流传的书籍的主要趋势。

两批简，内容固然很多很杂，但主要的，有学术思想意义的部分，是属于儒家和道家。我们看郭店简里面的四种《语丛》，性质是多种书籍的摘抄，其内涵主要仍为儒道两家。这说明，当时在楚国的诸子百家学说，这两家实居优势。进一步设想，由于楚国并非学术的中心，这样的优势状况可能也同样存在于全国其它多数地区。今后有条件的话，试以公元前300年为轴线，对学术思想史作一考察描述，一定是很有兴趣的。

简中所见儒、道两家著作，都出于学者的传述。儒家作品有记述孔子言行的，如《诗论》、《孔子闲居》，均系弟子记录传习之作。道家作品只有《老子》系老子手著，但所见是摘录本，所附《太一生水》则显为后学增加。因此，我们根据这两批简所能够直接阐发的，是老子、孔子以下早期儒家的学术思想。

现在先看儒家。

我曾一再引用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关于儒门诸子生卒年代的估算，下面再按本文的需要开列一些：

孔子            公元前551—479年

子夏               507—420年

子游               506—445年

曾子               505—436年

子思               483—402年

子上               429—383年

孟子               390—305年

孔子为儒家第一代。为七十子中后进的游、夏、曾子，是孔学的主要承继人，是第二代。子思则与七十子弟子平列，是第三代。孟子之学上承子思，然其生年不及见，或说是子思之子子上的弟子，是可能的，子上为第四代，孟子则在第五代。

郭店一号墓下葬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与孟子卒年接近，所以我曾说郭店简儒书当为孟子所能读。上博简的下限可能更迟一些，但其中儒书的内涵，写作年代在公元前300年以下的，即使存在也一定甚少，大体说同样应在孔孟的年代之间。《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关于儒分为八，篇中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或作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份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

值得注意的是，儒分为八中的一部分互相联系密切。前人已经论及，《孟子》书中明引曾子者九处，引子思者六处，均为崇敬推尚的态度（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页）。乐正氏当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梁启超已有说明，即使如郭沫若说是孟子弟子乐正克，也同属一系。仲良子有注释曾子之语，同样和曾子系统有关（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6-1127页）。这样看来，儒分为八中的一半实际彼此相关，可说是当时儒家的主流。

郭店简以及上博简的发现，正好凸显了这一点。我已经讨论过，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上博简也有《缁衣》和《性自命出》（《性情论》），证明这一系儒家的著作在那时非常流行，有很大影响。

《性自命出》郭店简有一段子游的话，特别值得注意。《荀子·非十二子篇》在指责子思、孟子的“五行”说时，讲到其说托始于子游，可见子游同这一系存在一定联系。

最近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梁涛先生的文章《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见本刊第4辑），文中提到《礼记》的《礼运篇》作于子游之说。《礼运》的中心内容是禅让，而郭店简的《唐虞之道》，上博简的《容成氏》、《子羔》等都主张禅让，其间应有关联。梁文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以为《礼运》成于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国以后，则恐不妥当。

禅让之说本于《尚书·尧典》，起源应该很早，但在儒家学说中形成高潮，可能即始于子游或其弟子撰作的《礼运》，《唐虞之道》等是在其影响下引申发挥的产物。到燕国的事件发生之后，孟子率先起而反对，鼓吹禅让的风气便煞住了。两批简的儒家著作中，禅让说一时盛行，正与战国中期后段公元前316年以前的形势相当。这对于推断简的时代，也是有价值的论据。

总之，在孔孟之间，曾子及子思一系作用最大，宋儒的道统说还是有相当道理的。

三、 老庄之间

相比于儒家的孔孟之间，道家的老庄之间的传承更不清楚。

由于《史记》关于老子的传记突出了所谓“犹龙”的特点，老子其人和他的时代长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郭店简本《老子》的存在，至少把《老子》成书在《庄子》之后的一派说法排除了。

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庄子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365—前290年，所以郭店、上博简中各种书籍也都能为其所能见。

《老子》的形成，应比两批简的时代要早，这是因为下列几点理由：

首先，郭店简里的《老子》三组，只是《老子》一书的摘抄本。这有其内证，《老子》丙组附有《太一生水》，而《太一生水》乃道家后学所作，其文字所本的《老子》篇章，有的不见于郭店简，充分说明当时《老子》绝不限于简本的那么多（李学勤：《论郭店简﹤老子﹥非﹤老子﹥本貌》，《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摘抄本自然要晚于内容更多的原本。

简中还有一些作品，是引申推演《老子》的，例如《恒先》。《恒先》不仅袭用《老子》，而且在思想上有相当大的跨进。这表示《老子》比简早，而且要早相当大的时段。

我们还可以把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放在一起考察。《黄帝书》作于先秦，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属战国中期（参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龙晦：《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探原》，《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其内容多本《老子》，看来《老子》成书应更早些。我曾从各方面材料考虑，认为《老子》其书“不晚于战国早期”（李学勤：《古文献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在《黄帝书》公布以后，学术界为“黄老之学”面貌的揭示而振奋。原来文献艳称的“黄老之学”，其思想富于积极色彩，与庄列一派的引退截然有别。后来的若干法家人物，都曾于此取义，如慎到、申不害以至韩非之流，殊不足怪，而其最晚的作品是久被贬为伪书的《鹖冠子》。

黄老一派道家的重新认识，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然而这是老子下面道家的别派，对于老庄之间的联系尚未能说明。

释读上博简《恒先》，使我们看到这里缺失的链环。

《庄子·天下篇》于诸子均有批评，最后推尚老聃、关尹，而归结于庄周。文中说关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实则这样的范畴并未见于《老子》书内。郭店简《太一生水》有“太一”，我曾以为是关尹遗说（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页）。《恒先》开头便说：“恒先无有”，这恰恰就是《天下》讲的“建之以常无有”，其为老子弟子关尹一系的遗说，是明显的。

《恒先》下面还有一串术语，我读之为“大全”、“大（太）清”和“大（太）虚”。三者均见于《庄子》书内，“大全”见《田子方》，“太清”见《天运》，“太虚”见《知北游》（李学勤：《楚简﹤恒先﹥首章释义》，《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可以清楚地看到，《恒先》是《老子》到庄学之间的联络桥梁。

希望本文的简短讨论，能促使更多学者注意孔孟、老庄之间学术思想演变的探讨。相信这方面研究不但会更进一步抉发现已发现简文的秘蕴，还将导致对有关传世文献有深入的认识，在不久的将来，再有新材料出现，我们可以有较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