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精神体现在《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即以修身为教育之本，以止于至善为教育目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为己”之学强调个人品德的完善、独立人格的养成和内在精神快乐的追求，以成就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为教育的根本目标，相当于现在的“德育”。但德育在现在的大学事实上已经蜕化成为政治教育，而政治教育不是德育，也代替不了德育，可以说德育早就边缘化了。现在有的学校提倡修身，开设修身课，有这种意识当然很好，不过提出的思想基础、出发点、实施方式和效果值得怀疑，因为德育需要建立在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长期积累的优秀成果上的，是人的普遍价值的民族性体现，不能离开文化的具体形式去凭空创造，也不能当作一门具体学科从外部移植，当然更不能搞复古主义那一套。然而，近百多年是革命和改革的时代，所革所改的对象主要就是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早就变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悠久，一所学校是百年老校，价值就在于有传统，只讲改革创新而不讲继承保守，把传统丢掉了，历史再长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可自豪的。改革应当针对僵化的制度和腐朽的观念，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那些东西，而不应当针对已倍受摧残的传统文化了。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整理、吸收和消化，将其中积极的有生命活力的因素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把传统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融入大学的教育实践。这不仅仅是为了继承传统，而且更是现今的大学教育缺乏和急需的。例如，人们常关注的人文素质和心理素质就是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与有机组成部分。有的人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需要加强的是专业技能和实用技术，而传统教育仅仅是过时的传统道德教育，应当丢到历史垃圾堆去。这种看法是极为片面的，传统教育尽管以德行养成为最高目的，但并不只是道德教育，更不只是道德教条的教育，而是包括技能、情趣、艺术、体质在内的全面性教育，相比而言，我们现在的教育才真正是片面的。如孔子四科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六艺有礼乐书数射御，内容非常丰富，几乎囊括了当时的文化全体；又如传统的诗教，讲究“诗言志”、“兴观群怨”、“温柔敦厚”，涉及到高尚完美的心理、人格、气质的养成；就是似乎枯燥的礼教也有可借鉴的丰富资源，因为习礼过程在古代教育家看来还有舒张身体和坚固筋骨的功能，也就是具有做体操与培养文雅动作行为的作用，这些岂是道德教育所能概括了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则更鲜明地对照出传统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且不论追求实用技能与技术的趋向在大的方面造成由于忽视科学基础的教育和研究对国家长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隐患，就是在具体的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方面带来的弊病也是非常明显的。就业的压力、激烈的竞争、广泛的交往更需要健全的人格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做基础，不然很难适应现代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过去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一生中生活和工作很少有大的变化，而在现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社会，如果缺乏健康的人格和全面的心理素质，就会带来大量的个人和社会问题，这就对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责任。因此传统以德行统领的个人全面素质教育模式就显示出它的现实意义。 

也有些人虽然承认个人精神素质和德行的重要性，但又觉得德行教育与专业教育没有必然联系，认为两者要分开进行，从而在专业教育中排斥人文道德教育。这其实也是片面的做法。具体怎么样在专业教育中贯彻人文素质教育当然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因人文教育影响和降低专业教育，但在指导思想上决不能把它们当作两回事。古代的工匠和艺人在收徒授艺的过程中基本上就是以德行为首的，就小处说是职业道德，就大处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近年来大量披露的学术腐败、官员腐败、医疗腐败问题以及食品卫生问题，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而我们早就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无疑与社会整体上缺乏人文道德意识有关，而现代教育漠视人文素质教育的状况难辞其咎，应负主要责任。进一步说，以担负道统自命的古代知识分子还是政统的引导、制约和监督力量，他们不仅担负传播文化、培养人才的责任，而且还参加实际的政治管理和改良社会活动，并以学术研究活动探索与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坚。我们现在强调建设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也应当继承这一“士”的优秀传统。这就是说大学培养的学生不仅应当是各类专业人才，而且也应当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著名学者梅贻琦说大学不是有“大楼”之谓，乃是有“大师”之谓，我们也可以说大学不单是有“大师”之谓，乃是能培养“大人”之谓。“大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①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焉。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也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②可见，“大人”之“大”在于他能实现人所固有的普遍内在价值，大学教育的根本在此，否则配不上“大”的称号。人的内在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无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此，顾炎武区分开“亡国”与“亡天下”，只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③人性泯灭、道德意识丧失、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沦落就是亡天下，这是无分于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是所有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想追求和建立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就必定要以人的普遍内在价值为依据，不能简单地从各个文化、宗教、民族的伦理规范中寻找共同的戒律，因为所有戒律都具有历史性和境遇性，而人性是永恒的，只有在境遇中具体体现人性的戒律才是有生命的；人的内在本性要通过内向反省来认取，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仁义忠恕”之道可以为普世伦理的建立奠定人性论基础，这已经涉及到具体的伦理学问题，在此不必深论。近来，“以人为本”的提出、人权入宪的事实表明国家对人的普遍价值的承认和保护，可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突破并超越了陈旧的思想体系。高等教育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改变以政治教育代替人文道德素质教育的状况，特别是在本科层面上建立独立而有效的人文教育体系，同时在进行专业教育的过程中贯彻人文道德教育。如新闻专业要追求新闻的真实性，而不能炒作新闻、混淆视听；法学专业要追求正义的实现，而不能不辨是非、一味钻法律空子。总之，每个学科都有其“道”，也就是都有其学科精神和职业道德。 

学科精神和职业道德以人性为基础体现了人的普遍价值，是人文精神的重要部分，但人文精神是个更广泛和全面的概念，它以人性的自觉与实践为核心贯穿在人生与社会的各个层面。一方面，在个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人文道德素质的人不会为了一己的私利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农民不会种出连自己也不会去吃的蔬菜粮食；商人不会偷税漏税、不讲信用；医生不会收取红包回扣、见死不救；官员不会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另一方面，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人文道德素质的人又是正义的守护者、权力的制约者和现实的批判者。如果没有正义，一个社会就无法维持，而正义的呼声与实现是人性的力量和文化的功能，文化则通过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渗透和制约起作用。权力必须得到约束和监督，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社会的崩溃。在宪政尚未有效建立的时代，对政权的平衡主要依赖宗教和文化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以儒家倡导的“道义”为灵魂，以“名教”为形式对政权进行规导、制约、监督和调节，起到象西方的宗教一样的政治作用。君权在表面上似乎没有限制，生杀予夺任由君主之喜怒，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君主只能“替天行道”，即遵守“道义”，否则就是“无道”之君，从而丧失权力的合法性。“道义”及其具体的“是非”准则是人的普遍固有价值的体现，是知识分子立身行事的法宝，不是任何强权所能垄断和取缔的。秦始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试图用权力代替道义，用专制主宰是非，结果二世而亡，给后世统治者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曾激起无数知识分子的渴望和幻想，但他们不知道“哲学王”成为现实之日，就是他们的噩梦来临之时。政权一旦垄断了哲学，哲学就会堕落为暴政的工具；哲学若是拥有了权力，权力就会无限膨胀，失去控制。“哲学王”在实践中不仅会使政权成为独裁与暴政，而且会使“正义”异化为吞噬人的生命和灵魂的巨兽。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时代、法西斯文化专制的时代之所以是人类文明史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宗教和文化失去了独立性，被权力所玷污造成的恶果。在我国，孔子幸亏仅是“素王”，否则也难免象王莽一样声败名裂；他能取得不可替代的伟大的历史地位，成为知识分子效法的楷模，就在于他表达了人类的普遍价值和社会正义，是文化的集大成者和独立精神的体现。文化的独立性是知识分子获得独立性的根据，而当伟大的政治领袖兼任伟大的思想导师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只能沦落为附在某种皮上的毛。丧失独立性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仅仅是专业人员和一般文人，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是现实的批判者，独立性是实现批判功能的必备前提。现实社会总是有缺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屑于为讨好权力歌功颂德、用理论粉饰现实，他总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思考现实、揭露问题，对社会不合理现象、腐化现象进行无情的批判，并找出解决办法、指明方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依赖于文化的独立性，文化的独立性在于体现人的普遍本性的人文精神的独立性。人文精神是文化的灵魂，是知识分子的灵魂，同样也是大学教育的灵魂，能不能培养出具有人文精神的各类人才应当是衡量大学教育成败的决定性标准。 

一所大学，不是想有“大师”就能有的，但如果要锐意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就一定能培养成的。现代社会尽管对权力的制约和对正义的维护主要靠健全的民主制度，然而制度的建立与运行离不开人的精神素质。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近代启蒙主义的兴起和宗教势力被迫退出政权是同步的，文化的独立性及其人文主义精神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的反省和批判又是西方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我国目前急需解决的种种问题，如民主政治的建立、法治国家的实现、文化事业的繁荣和社会风气的扭转，在在需要大量具有人文精神素质的各类专业人才，加强大学人文精神素质的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可叹的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却难孚众望。众多的大专院校正沉溺在建大楼、扩地盘、上层次、抓效益等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中，把本已淡漠的大学之魂冷落一旁，屈从于世俗功利主义的浊浪下，丧失了自身的尊严。怵目惊心的教育腐败、层出不穷的学术违规和学生学习中的弄虚作假、论文抄袭现象，难道不是大学灵魂沦丧的征兆？缺乏人文精神的大学想要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无异于缘木求鱼、痴心妄想。因此，重建大学的人文精神是大学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首先，确定“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以培养和造就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为首要目标。大学的管理者在思想上要认清大学的性质、作用和地位，认识到大学是传播和创造文化的重要领地，而所有文化都以体现人的普遍价值、社会正义和美好理想的人文精神为灵魂，就是说都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应当成为大学办学的最高宗旨。尤其在我国，由于缺乏深厚的宗教传统和普遍的宗教组织，大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级文化教育机构，而且还是道义的担负者、理想的发源地和心灵的守护神，具有其他组织机构所没有的纯洁、崇高、超脱和神圣的独特地位，对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现在应当对大学教育的办学思路和目标做深刻反省，不能刚从政治运动的折腾中摆脱出来，就又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不能只顾追求规模、档次、排名却忽视了大学教育的根本性质和目的。事实上，大学的声誉、质量和贡献最终要建立在具有人文精神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上，建立在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培养上。 

其次，提供大学人文精神形成的必备条件。人文精神是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但人文精神并不只是理论知识层面的东西，而是活在人的精神、品格和实践中的东西，如道德素质不是道德知识的理论认识，而是通过具体个人的道德实践表现出来的人格品质。所以，人文素质教育关键是有人文精神之个人的形成，而不是人文知识的传授与学习，即不能等同于人文学科的教育。人文精神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思想大师的出现，这是个自然的过程，不可能由计划催生出来，但大学可以为大师的出现提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自由宽松的思想环境。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针，在短期内迅速聚集并造就了众多的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至今为人们所称道。旧北大、旧清华的办学思路、模式和机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为今天的大学改革所参照，而自由宽松的治学环境尤当首先效法。因为人文精神具体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式和类型，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多元性，在如今世界文化多元互动的环境下，思想自由无疑是创造新思想、诞生新大师的先决条件。在没有思想大师的时代，人们靠基本的良知和文化熏陶维系人文精神；在思想大师出现的时代，人们的人文精神就会得到充实、提高与发扬，从而使社会风气得以净化，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同样，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也需要自由宽松的思想环境，而且还要有与人文精神形成相应的教育机制提供保障。 

第三，改革课程体系，建立有效的人文教育机制。人文素质教育虽然不等于人文课程教育，但人文课程教育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因为人文精神主要是依靠人文知识负载和传达的。以前除了文科院系外，担负全校人文教育使命的主要是“两课”教学，现在大多理工类院校纷纷设置人文学院，积极寻求加强人文教育的有效模式。可是，其中有些院校的目的仅是为了建立独立的人文学科以求成为综合性大学，而不是为了全校的人文素质教育。然而，“两课”教学的局限性早已暴露无遗，探索和建立全校范围的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文教育机制已经刻不容缓。在目前情况下，可先做以下几点工作：一、对“两课”的教学内容进行全面改革，突出其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因素；二、选定一些人文基础课程为全校通选课或必修课；三、各专业设立反映本学科学术精神和职业道德的课程；四、形成经常性的名师交流和讲座制度；五、鼓励教师或学生成立独立的学术和文体社团组织；六、建立高水平的学生心理、生活、学习和就业辅导咨询机构，等等。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比较吸收，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法，逐步健全完善而有效的人文精神素质教育机制。 

最后，要特别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遗产必将在人文精神教育的重建中起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时代人文精神的形成是否以传统优秀文化为主要资源决定着新的民族时代精神建设事业的成败。上个世纪前半期出现的众多思想大师、学术大师和科学大师多数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惊人的学术成就并成为令人景仰的大师就在于他们是具有人文精神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聚集了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结合的精华。而上世纪的后半期至今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整个社会不仅政界、商界而且学界的不良风气有增无减、精神失守；深究其因，也许过去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是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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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熹：《大学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8页。 

③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第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