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书的关系，用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描述可能很恰当：“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这是最近在一篇关于波尔布特和柬埔寨的文章中看到的诗句）我想说的是，过去的书很好，现在的书有的也很好，有的却可能把人引向“地狱”。当然这个“地狱”可能不那么糟，但足以让一个家庭沮丧一阵子甚或好多年的。比如，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偷看“下半身写作”，甚至某性博士的书。还有这么一本书，作者是个大男人，说是采访城市人的性问题，可专找女人嘀咕，津津乐道地讲她们分别和几十个男伴的故事……这样的书，男孩子躲在家里看估计不太好。我知道有一些这样的孩子，在迷雾的书中迷失，聪明的家长要当心！

　　过去的书很好，是因为你一看就知道好或不好。早读的书里，有一本是文革期间上海县集体创作的《虹南作战史》，写贫下中农跟地主阶级斗争走合作化之路的，据说是文革中第一部无产阶级的长篇小说。枯燥无味，所有的情节人物都是按照阶级斗争的说法流水制造拼接出来的。这样的书一看就知道不好，没有迷惑性。

　　还有一本书恐怕是我这一生最早开读的书，是文革前人民出版社的《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它大概是“九评”的副产品，斜插在父亲的书架上，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它。我很好奇，还有这么奇怪的名字。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读这样的书，可想而知奇特的效果了。在半懂不懂中，我知道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公然支持社会主义的敌人铁托，也知道了世界共产党内部不总是像太阳下的鲜花那样柔软慈笑，有觊觎，有分裂，一个敌人，那么坏，我们还叫他同志，世界的关系怎么那么复杂？

　　当然后来跟“苏修”公然决裂，剑拔弩张，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更残酷的事实。那时苏联是跟理想连在一起的，跟理想决裂，总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其实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家庭可能都有这种感觉，我们毕竟走的是比苏联更“农民”的路线。苏联的人文环境中还有人的理想、爱情和古典的优美，而我们完全是斗争、斗争、斗争，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乏味。与这样的国家决裂，我们要走向何方，我想，在有知识的人中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的。

　　文革当中最早解冻的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海外华人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可读性较强的读物。它以亲历记的形式描述了已经与中国大陆隔绝了十年的苏联“真相”。只能吃黑面包、副食供应紧张、对中国人不友好等后来在中国广传的“苏修”信息都是从那本书传开的。三十多年过去了，仍有几个情节记忆犹新，书中写道，一个亚非国家的留学生一天晚上走过莫斯科一个偏僻街道，被几个苏联流氓围殴致死，我当时很惊讶，青少年能打死一个人？太猛悍了！当然现在即使在咱们这里，这种事情也早已经不新鲜了。还有一个场面：作者等几个华人总是遇到不友好的苏联人，在滑冰场，那些高大壮实的苏联人故意撞他们几个相对矮小的中国人……现在看着满街油光胖大的国人，再看到普京一样精瘦的俄罗斯人（经常在北京的地铁里看到这种对比明显的乘客相伴而站），总不由想起这个场景。21世纪，我们的营养多足啊！现在的俄国人恐怕不敢“贸然而撞”了。

　　《金陵春梦》给我的感觉不太好，现在对它的感觉越来越不好。这套书（好像是四卷一套）文革前就在干部中内部发行，是那时能够在内地出版的少数几种香港作品。它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文字有一种装腔作势的俗，把蒋介石写成了一个大流氓，大色鬼，一个梅毒患者，把宋美龄写成了一个招蜂引蝶、打情骂俏的贱娘儿们……后来了解了部分蒋家史实后，才发觉这本书捏造的用心。

　　以上这样的政治类书，还有很多，它们浇灌了我大脑中关于文史的那部分细胞，是我最早的启蒙之一。所以说反文革的人，反极左的人，也都是文革“毒液”泡大的，恶之花露饮灌出来的，谁也跑不了。

　　心镜

　　我早读的另一类书，我觉得弥补了我们社会当时很缺的一种东西，恰恰与前面极左类读物在我大脑中构成了某种平衡，使我没有形成一种极端人格。先说巴尔扎克的书吧，它们除了故事就是故事，没有太多我喜欢的那种人类情思。所有的人物都有点漫画色彩，高老头这个形象也在中国广传，革命领袖说它是好书，这种力量是很大的，于是就成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西方文学作品。接着我读到的就了不起了！狄更斯，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雾都孤儿》对一个文革混乱岁月中，家父被斗，倍感孤独的男孩来说，安慰的力量是很大的。它的文字是那么透明和幽默，主要人物，男孩们，都是苦难中留存知性，孩子气中蕴含正直，用不着说教，这种形象自然而然就吸引一个异族的男孩去自我挖掘性灵中善的一面。这对一个男孩的成长以至塑造一个好人的性格用处太大了！可惜现在的父母不知，现在的孩子不读呀！

　　狄更斯的另一套书《大卫·科波菲尔》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年早春读到的。与这本书最相伴的记忆是夜，我最好的伙伴当兵去了，而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独留知青的泥屋。同时，天下总氛围是压抑的，周总理的去世给爱思考的中国人的打击是巨大的，小平又将被打压下去———小平那时真的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心中一点温暖的火种！春雪，静夜，农村，狗吠，西书，还有什么比沉浸在19世纪的英国石板路上和铺满鲜花的庄园里更能引开现实的痛苦呢？

　　再后来就接触到了雨果的书了。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雨果的影响。我的职业让我一度连续采访作家们，所有的这些人说到雨果对他们的影响时都肃然起敬。无论如何，《悲惨世界》中的老人冉·阿让，是我们中国文人的一面镜子，我们至今没有做到他那样的爱，我们甚至连敢都不敢塑造出一个这样慈爱无边的文学形象。

　　《九三年》对中国文人的冲击也是“毁灭性”的，阶级斗争我们熟悉，但法国的阶级斗争中的人性，那种为了更多人的性命而主动牺牲自己去“投降”别人的行为，我们是想不出来的。“人性的丰碑”，“我们心中的纪念碑”，这是那一代中国人以雨果之名偷偷在心里竖立的。

　　柔软的力量

　　苏俄文学，另一条巨大的感情之河。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持续不断地接受着它的冲刷和洗礼。其中最美的风景，我想，大多数中国文人都会说是屠格涅夫，就像最动凡心的音乐是柴可夫斯基的一样，总有一丝契合国人之心。屠氏小说当年翻译成中文的，我费尽周折几乎都找到了并且如扑一样冲过去读。我专说一本屠氏不太引人注意的小说《春潮》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涉及生命无常，命运难测，爱情甜蜜，但青春不在的书，给我的冲击是很大的，我记得有很长时间茶饭不香———就因为它。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后一次文学会，诗人贺敬之在私底下说的，那些书（资产阶级人文作品）对人的诱惑是巨大的，在延安时曾经看过一本，三天“拔”不出来，马上意识到这样不行……

　　情景类同，《春潮》，是年轻人的春潮，我曾经甘愿沉浸其中拔不出来。三个年轻人，暑假在俄罗斯的乡下的贵族庄园相遇，接着就是长谈、友谊和爱情的默契和痛苦，最后是分离。多少年后，男主人公看到夹在书中的一封信，又想起了这段夏日的邂逅。美丽的女主人公这时已经远去美国，不知所终。他们已经都老了，今生难以再相见……这本书是屠氏作品中最不具有革命意义的，因而不被人知，但对于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它具有致命的塑造意义。

　　华脱华也的《苹果树》，也是这样的一本较边缘的感情书籍。比更有名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更让我失魂。我的阅读经历这样又转到了英国———那时我们的阅读是华洋相伴，地不分中西，时不分古今的，忽而《烈火金刚》、《平妖传》，忽而《贵族之家》、《红与黑》，主要看抓到什么了，或者是看谁能从封闭的图书馆弄到什么了。

　　《苹果树》是一本很薄的书。我觉得属于华氏的感情一现，或者灵机一动的作品，因为与其大多数作品风格是不一样的。该书说的是一个英国青年假期到苏格兰一游，邂逅一个朴实的乡间姑娘，就在短短的几天里他们相爱了，在苏格兰的乡下，在苹果树林中，他们山盟海誓，青年说要娶“小芳”，不要仕途经济了，两人就在这世外桃源终此一生。但青年必须回去处理善后事，只需几天时间。两人泪眼相别。离开后的情景，我们可以想象了，青年马上遇到了一个有钱的城市女孩，于是把苹果林中的一切都忘了，碌碌于这种很不纯洁的关系当中。很多年很多年以后，人事沉浮，他曾经富有，又历情变，游历苏格兰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片过去经历过的苹果树林，兀地想起那位姑娘，于是到处打听，知情人指着苹果树下一个坟墓说，那是她的坟，她在他走后，日夜思念，最终抑郁而死……青年（现在是中老年）感觉如雷击顶，最难受的莫过如此，想爱而不成，想弥补已经隔世。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世界上最不该做的事，就是辜负一颗朴实的心。

　　这一类书，西方这一类人性主义的书，塑造了我人性中很基本的一面，其实当时中国人偷偷地或半公开地阅读，是很普遍的事，铺就了中国人人性中的一层曼丽的轻纱。虽然柔软，虽然总伴有泪水，但该爆发的时候就爆发，柔软瞬间就变成力量。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那实际是掌握了人道主义的城市民众反抗政治暴戾的一次尝试。从那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个人的阅读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