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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关于古代“忧患”意识，已有不少学人作过研究，现在有条件对此进行归纳。同时在某些观点上加以深化，例如关于“忧患”意识的历史分析，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道德情操的表述
我们打开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呀。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为人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忧患”——人生价值观的核心
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孟子看来，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此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其大意是：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参看《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基于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他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这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跑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其中便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关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反”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还要提出，古代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其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实际上也是一部讲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在《孙子兵法》看来，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军事斗争领域，人们——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们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所说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认为商汤灭夏、武王灭商，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还有一点，《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有了辩证观，才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之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由此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可以这样表述：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为范仲俺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忧患意识与改革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有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卷13“正始”条）。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如果说时当17世纪的明末清初是“天崩地解”的时代（黄宗羲语），19世纪的中国“外患频仍”，那么其间还有18世纪；这个时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西方迅速发展的百年，也是中国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其时，中国思想文化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他们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他们一般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到19世纪中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外国侵略的猖獗，中国具有良知的人们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生活于19世纪前半叶的思想家龚自珍，他的诗文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气息，他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
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结束语 以上我对历史上（主要是古代历史）的忧患意识作了一些描述。由此可以看出，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这种忧患意识提醒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当保持头脑的清醒，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或称之为警世危言）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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