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最近发表评论,剖析当今社会的“文化焦虑”现象。有人说,中国有极好的传统文化,但没有注意保留。忘记了旧的,又没有建立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远去”令人焦虑。 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存中华文化的身份?如何把中国从文化资源大国打造成文化产业大国?这种种焦虑背后,有自省,有自觉,也有不自信,更有未来自强的动力。 有“自觉”,才会更“自信” 秦 鲁 近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传统文化热”,“热”的背后是人们因传统文化传承存在种种问题,而产生的群体焦虑。 这一波“传统文化热”多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许多具体形式的弘扬,如“祭祖”、“读经”、“汉服”的流行等。应该说,今天的经济成长与和平发展让人们有了为文化而争论、焦虑的基础,有了寻找传统文化复活机会的自信,也有了告别近现代中国历史深重的“民族悲情”的力量,其中自有可喜的部分。 当然,“文化自信”必须以“文化自觉”作为基础和前提,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有可能表现得盲目和简单。克服因传统文化传承的空泛而带来的群体焦虑,其实并不能简单地依靠机械“复古”来达成。这里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关切: 首先,我们要将“传统”视为一个发展和流动的概念,这就要避免贵古贱今和厚古薄今。其次,弘扬传统其实更需要开放。这种对于传统的寻找,不是对于全球化的对抗,也不是简单地变成一种自大和自负。“自信”是好事,但自大和自负就会成为前进的障碍。第三,“传统文化热”也要避免一哄而起、一拥而上的心态。民间弘扬传统的活动当然可以有多样发展的空间,但由政府主导的活动,却应该经过认真论证和反复讨论。真诚地尊重文化,才能摆脱焦虑。 焦虑背后是自省 王 琦 有一位西方文化批评家曾经这样说过,在卡夫卡、加缪的文学中,处处都看得见焦虑……同样,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也看到了与之有关的种种焦虑。 焦虑,一直是人类文化要直面、解决的问题,“西西弗”神话就隐喻了人类生命冲突的永恒性,而荣格说,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人类“造成了许多潜在的焦虑”。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提及并注意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而我们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也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文化焦虑感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时代心情。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轻微的焦虑、紧张并不见得是坏事,而是调动体内潜能解决问题的开始。 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找准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方位?在民族复兴这一伟大进程中,中华文化将担当怎样的责任?在多种文明、各种思潮的交流、碰撞、激荡中,如何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如果为了这些而焦虑,那是可贵的文化自省。有了这份自省精神,古老的中国文化在今天以更多的传承、发展、更新取代文化焦虑,便可能实现。 积极摆脱“急功近利”心态 钟 华 所谓的“文化焦虑”现象,简单来说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对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和价值迷惘、质疑乃至失望情绪的集中反映。究其原因,既有传统文化本身不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一面,也有公众未能掌握并发扬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导致传统远去,从而让有些现代人“身无所依”、彷徨焦虑的一面。 最近的几个文化事件———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该不该修建的讨论,有关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是不是既好酒、又好赌、还好色的争议,在小学里增加繁体中文教育的提议……其实都反映了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国人急于摆脱困惑和焦虑心理的“急功近利”心态。在此背景下,直接导致了一些人所提出的文化主张越来越远离文化的本质,甚至出现了一些内容贫乏的文化、消费品式的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克服“文化焦虑”,既不能盲目地靠物化的延续和展示,也不能靠标新立异却脱离真实的创新,更无法依靠机械化的回归和冲动的做法。当务之急,也许是要深入开展公民教育,以传统文化精髓和现代文明理念,树立当代中国人的核心精神理念。 复兴传统,需要耐心 周 宁 最近,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又成大家热议的话题,而许多选手在文化题答问环节的洋相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批评声、责问声此起彼伏。 这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的“京剧进校园”之争。之所以有人站出来为此大声疾呼,是因为这门传统艺术阵地锐减、影响下降,而其背后,正是国人相关文化意识弱化的表现。在实用主义居首的今天,这种表现并无大的问题,但是,就文化的延续性而言,我们绵延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绝不能失传,于是涌现出一批为中国文化焦虑的有识之士。 的确,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发扬,需要漫长的过程和足够的耐心。在物质主义、商业主义激荡的时代,传统文化的复兴需要一条清晰的道路和一个脚踏实地的态度,这并不是靠一哄而上的责难、一时兴起的振兴就能解决的。如果这些基本的条件不具备,那么就会出现一些文化主张刚一露面,就遭到“口水”和“板砖”的乱象。如此这般,传统文化的继承就只能是一个模糊混乱的轮廓了。 真正的文化在心灵 曹维斯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本质是“约定俗成”,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自发”,无论它借助怎样的符号,通过怎样的渠道进行传播和流传,构成怎样特殊的人类群体性成就,都不足以改变它所承载的核心信息———民族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是无法强制改变或塑造的,它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有它的生息规律。 但是反观我们社会上某些所作所为,又是如何在把握文化的演进脉络?清明节各地争着大兴香火公祭老子,南边又有人提出要花费7个亿复原南越王宫,“人造文化景观”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蠢蠢欲动……这些项目无一不是巨耗地方财政之举。然而,这些所谓的“文化工程”真的对传承中华文明有巨大的推动吗?一面大张旗鼓地恢复文化的外壳,但另一方面,其精神内核与我们活生生的社会个体之间的凝结过程却乏人关注。 归根到底,我们的“文化观”足够理性、科学、平和吗?文化应该被当作一件作品而去预设、雕琢和固定发展方向吗?在带有如此强烈目的性的“推手”面前,文化仍能保持一种有机体的自然律动吗?我们求之而不得,其焦虑是不是就源自于此呢? 的确,我们需要符合这一时代的新的精神养料,中华民族的崛起需要更加强劲的文化动力;但我相信,我们所追求的文化复兴的源泉,并不在于某些“文化工程师”或者“文化推手”的高端运作,而是需要一双双慧眼,从生活点滴处、在生命个体的心灵里,来实现我们和文化根源的结点。 历史不是文化的度量衡 曹柳莺 随着奥运会、世博会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公益片、宣传片登陆媒体。在宣传片中,“中华五千”这个四字词出现的频率之高,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华文明自我定位、对外展示的标码。的确,泱泱大国历史奔流五千年,留下的种种宝藏数不胜数。但在自豪的同时,“中华五千”的评价却折射出一种隐约的文化焦虑。 当我们反复唠叨着一个抽象模糊的数字概念时,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它本身所包含的广阔内涵。 一说起传统,我们往往可以“抽象”地谈论五千年的文明,谈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但一旦我们要到现实中寻找具体的传统文化表征时,却发现我们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象征性的表现中都显得相当空洞,反而不及一些历史没有我们悠久、文化不如我们深厚的国家在这一方面的保留更完整、充分。 当今怀有文化焦虑的人,主要是文化界人士,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普通公众还并不多。显然,如何在传承抽象的文化精神的同时,使国人有具体的文化体验,是一个属于大众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