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7日,是黄遵宪诞辰一百六十周年。他是一位很值得人们纪念的历史人物。

　　黄遵宪祖籍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属于客家族系,生于1848年4月27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1905年3月28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享年57周岁,为后人留下了《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人境庐集外诗辑》、《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等著作,今人编有《黄遵宪文集》、《黄遵宪集》、《黄遵宪全集》等。除多部传记外,祖国大陆与台港还出版了《黄遵宪传记资料》、《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黄遵宪与近代中国》、《黄遵宪的史学研究》、《黄遵宪诗歌研究》、《从黄遵宪到白马湖》、《黄遵宪师友记》、《黄遵宪新论》、《黄遵宪与文学转型》等研究著作多种。

　　但是,人们对黄遵宪历史地位认识仍然不足,不仅广大民众比较陌生,就是学术界也存有偏见,一些学者依然主要把他看作诗人,使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史上。新中国成立不久,王瑶先生便著《祖国十二诗》,将黄遵宪推为我国一流诗人;近年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也指出黄遵宪是历史标志性人物。

　　黄遵宪确实用诗笔留下了晚清的历史面影,生前便有“诗史”之誉。后人怀念他,也首先是因为他的诗坛地位,即文学史上所称“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本人临终绝笔也曾自叹:“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但是,他绝非仅是一个诗人,他本人也不肯仅以诗人自任,自传体诗《支离》即云:“穷途竟何世?余事且诗人。”其弟黄遵楷在为黄遵宪诗集《人境庐诗草》题跋时亦慨叹:“以非诗人之先生,而使天下后世仅称为诗界革命之一人,是岂独先兄之戚而已哉?”

　　说起来,对黄遵宪的历史地位,其维新战友康梁师徒最有发言权,也早有明确的认识。康有为慨叹:“公度岂诗人哉?”梁启超在《人境庐诗草跋》中警豁地提出一个耐人深思的疑问:“其诗人耶?……其非诗人耶?”都认为他确实是真正的诗人,确又不仅仅是诗人。梁启超还在《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中断言:“古有以一人之用舍系一国之兴亡者,观于先生,其信之也。”即认为黄遵宪的主要人生价值与国家的兴衰有密切联系,对他的评价自应更加全面高远一些。

　　除诗歌创作外,黄遵宪的贡献还表现在外交、宣传和改革事业上。

　　就外交说,黄遵宪中举后,没有参加进士考试,而是选择了首任驻日本使馆参赞之职,进入外交界。后来离开日本,担任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随后又随使英国,并出任驻新加坡领事,戊戌变法时期被使命为驻日大使,前后在外交界任职约十三个年头。其一生在外交事业中耗费心力最多。夏衍先生称誉说:“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我认为黄遵宪是一个值得我们外交工作者尊敬和学习的榜样。”(《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原载《世界知识》1979年第4期)

　　就宣传说,黄遵宪从新加坡奉调归国后,极力倡办报纸,主动带头捐出一千银元,发起创办了《时务报》,在戊戌变法之前该报曾执国内舆论界牛耳。他推荐梁启超担任报社主笔,更是独具慧眼。从新闻史来看,黄遵宪是自觉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先行者,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至少不亚于在外交界的努力。

　　就官场说,黄遵宪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改革家。他的行政能力,很被时人推崇。他尚未中举,便有乡试考官周朗山昌言于众:“过岭以来所见士,君一人而已!”初次与李鸿章见面,李便以“霸才”许之。刚刚考中举人,就被同乡先辈首任驻日大使何如璋聘为使馆参赞。梁启超更极力推许道:“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戊戌变法期间,他以湖南代理按察使的身份,辅佐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力推行变革,颇得时代风气之先。其后,只有他倡立的湖南保卫局成为仅存硕果,使其成为将近代警政引入中国的功臣。被罢职归乡后,他还曾拟撰写《治法》一书,深入研究国家行政问题,甚至怀有“昭雪褒示,或者终在吾手”的翻案希望,却不得不抱憾以终。

　　另外,黄遵宪还作为学者,耗尽心血地编撰了《日本国志》。不过,这绝非为了青史留名,而是迫切地想为中国的振兴提供借鉴。其书凡例自云:“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乃至时人惊叹:“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

　　总之,从实际事功看,黄遵宪是大大的失意者。他虽是有志之士,爱国先驱,毕竟未能得到伸展拳脚的舞台。当然,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黄遵宪既是标志性历史人物的有幸者,又是没能实现自身抱负而承担巨大痛苦的悲剧人物。其幸与不幸,都只能从历史本身求得答案。从这个意义讲,“在中国近代史上,黄遵宪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影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人物。”(梁通《跋＜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对这样一位人物,我们怎能轻易忘怀呢?（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