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汉族，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任全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文化标志城”在思路上有问题

　　大地：中华文化标志城近来引起激烈争论，您怎么看待？同时，您认为这折射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楼宇烈：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问题，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搞了一个设计方案。当时项目正在筹划中，处于设计论证阶段。邀请了一些专家征询意见，我也参加了。

　　当时我就有一个思考，就是完全建一个新的东西，是不是合适？会上说是要把曲阜的三孔、邹城的孟府等古迹都圈在其中，但在设计上又是要建一个新的，这两者怎么协调？我们对于传统的东西是不是保护够了？

　　其实像曲阜的一些古迹，现在糟蹋得不像样了。我几年前去曲阜，当时孔庙的大殿就承包出去了，有的甚至被摆成金銮殿，游人穿戴着龙袍、凤冠照相。而且三孔也被分为好几块，隔离开来，去一个地方就要买一次门票。这反映了我们现在对文化的一个普遍的态度，就是把它当作生财之道来对待，这对文化本身来讲是起了一个破坏的作用。我们不是把文化作为教育民众、凝聚民族精神的载体，而是作为生财之道，特别是作为地方的生财之道。文化应当是一个国家的财产，而不是地方的财产。文化事物虽然在地方，但是文化的意义是全民族的，是国家的，是国有财产，不是地方的财产。我们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将这些文化事物化大国有为小国有，继而化为一些集团利益，最终落到个人手中，造成了文化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齐鲁大地上，特别是在济宁、曲阜，保护好传统文化的工作还有很多事要做，何必要去建一个新的标志城。他们在思路上有点问题。

　　文化最根本的是要培育民族精神

　　大地：事实上，类似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这类“大手笔”、“大投入”、“大兴土木”的“文化工程”还有不少，几乎成了某种风气，对此您怎么看？

　　楼宇烈：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评论，这确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很多地方也都在打造新的传统文化的“工程”。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不好？

　　文化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要培育民族精神，最核心的就是要成为民族价值观的凝聚。价值观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是有关的。如果离开了这些，那文化就是单纯的装饰。

　　当然，我也并不是完全反对建一些新的带有标志性的工程。但是，新建的这些工程是要能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文化所能达到的水平，要能让大家看到，中华文化发展到21世纪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文化产品都有什么，能够给后世留下什么。而我们现在很多做法都只是为了眼前利益。前人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文化遗产，我们又能给后人留下什么遗产？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文化的根要从基础教育入手，在生活中体现

　　大地：您对现在的文化建设有什么建议？

　　楼宇烈：可能也有很多地方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经济目标才建设这些文化工程。但是他们在对文化的认识上，还存在偏差。尤其是对文化是一种展示作用，还是一种民众教育作用的认识，是不清晰的。

　　佛家经常说“佛在心中”。如果心中无佛，佛像造得再大也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要进行文化传承，就要把传统文化放在基础教育里，让大家从小就培养一个文化的根。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认真做好。

　　再就是在生活中怎么样来传承文化。文化的生命、价值就在于它能落实到生活中去。只有落实到生活中去了，文化才有生命。如果我们的生活习俗全部改变了，文化就肯定会发生变化，也就得不到认同了。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接受别的东西，有些生活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关键是你是不是丢失了传统。我们必须要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吸收，来丰富我们的传统。如果我们只注重吸收，而不去延续，那我们就会丢失传统。就像我们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但是我们的礼仪还有多少能够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礼仪之邦”并不是一个光讲讲的问题，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体现的。

　　很多生活习俗的养成都是长期的过程，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比如说中国人的饮食，它与中国的环境有关系，与中国传统的习俗有关系。如果我们现在完全改变为西方的饮食习惯，最直接的就会引起体质的变化，各种各样的怪病也就会出来。我们的饮食里包含着文化，而饮食文化又在影响我们的饮食，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中餐里讲究五味调和，这种文化就直接影响着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会是孤立的、分开的考虑，而会联系地看问题。如果我们的饮食文化丢掉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再比如服装，这也是文化的一种标志。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穿便装，但是在一些有关民族的、代表国家的活动中，我们是不是应该鼓励大家穿民族服装，作为体现对文化认同的标志、符号。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是缺少这样一种东西的。当然我们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服装，那其他的民族，尤其是汉族也应该有。我们周围很多国家元首们，都是在自己民族的节日里穿上自己民族的服装。这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一看到这个符号就知道你是这个民族的人，是这个国家的人。

　  文化普及要重视实践、杜绝盲从

　　大地：您认为我们弘扬文化最重要的是什么？

　　楼宇烈：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提出一些空洞的理念，不是讲一些空话，而是要提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操作的措施。我们老是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想让人家来认同你。我们真正是礼仪之邦，大家都做到了彬彬有礼吗？你看人家对我们怎么看？你自己没有彬彬有礼，非得跟人家说我们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国家，人家能认同吗？

　　普及文化不能仅仅坐而论道，要有可操作的实践措施。现在就是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提到什么东西，就好像要把它重视起来，重视起来就要搞全民运动。很多东西并不是搞全民运动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去做。像昆曲、古琴等，现在一重视了，就要把它弄成普罗大众的文化，要是这样就完了。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小众文化，是博物馆文化，现在不能变成大众文化，将来能不能变成大众文化，那是将来的事。

　　另外一个就是绝对的盲从。很多文化人盲目地拿文化作为商业投资，最终造成的是更严重的破坏。文化本身是无价之宝，它的无价不是说它“价值连城”，不是指物质本身的无价，它的无价体现在它所体现的精神上。对文物毁坏背后的动力，就是商业利益的驱动。我们不要把文化据为己有，去待价以沽，这样就不会有商机了，也就不会破坏文物了。这是民族的遗产，不要据为己有，一旦据为己有，文物就变味了。

　　文化传承要重视无形的东西

　　大地：您认为文化传承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宇烈：我们现在在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很多很多。我们最大的文化传承的问题，并不是一些有形文化的流逝。有些有形文化虽然也丢失了很多，很可惜，但留下来的也足够多了。问题在于对这些传统文化的文献，我们能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它所要传达的内容、精神和它所要传达的价值观念。

　　我们受了大量的西方教育之后，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人很难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解读古代的文献，而是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方式来解读，因此很多东西就不能理解了，经过这样一种思维阐释的文献，它的意思就完全变样了。我们能不能慢慢地先受一个整体的熏陶，然后再解读原典。我们匆匆忙忙做了很多原典的解读，结果引导得反而都错了。

　　我们的解读当然也不是说要完整地恢复它的原意。有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全文来理解它的原意，但是对于一些只语片言，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不能绝对地说谁对谁错。虽然可能从训诂上说是错的，但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那我们也不能说它是错的。董仲舒早就说过了：“《诗》无达诂。”只要它真正能让你受益了就行。可以并行不悖，不要非此即彼。

　　我们为什么会去做单味药的提纯，就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法改变。我们一定要了解五味药里是哪一味药在起作用，哪一味药里又是哪个成分在起作用，然后把它找出来了。这就是一个西方的思维方法。我们可以分辨出哪味药里的主要成分是什么，但是我们也应当要知道，当这五味药综合在一起的时候，药里的有效成分会不会发生变化，做成成药和汤药又有什么不同，汤药喝凉的和喝热的又有什么区别，这些都是很复杂的，很多是不可量化的。按照现在的思维就是一定要量化，要标准化。其实有标准那只是一个普适性的“标准”，没有标准就是一个个性化的“标准”。

　　文化需要反思

　　大地：有人认为传统的传承受到冲击是受现代化影响的必然结果，您怎么看？

　　楼宇烈：绝对不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经过了100年发展后，我们应该可以看清楚，现代与传统并不是矛盾对立的。

　　这就又回到了很老的一个命题：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是不是可以分开？实际上，它们各自有独立性，精神生活应当超越和引导物质生活。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体西用”，当时人虽然有自己的理解，但还是没有理解好精神与物质的联系，当时这两者也是有冲突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日本的“和魂洋才”，他们改革也并没有抛弃大和民族的魂。虽然明治维新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好的措施。比如对待汉方医，明治维新的时候完全禁止了，但是民间还是有一些人在坚持。到了20世纪50年代，看到中国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反思，慢慢地认识到了中医的价值，并认同、恢复了中医的地位。到现在，日本的医生在进行行医资格考试的时候，西医也要考中医的常识。现在韩日是我国中草药的最大买主，特别是日本不断在研制中医成药，这些大大超过了中国。这只是举例，但可以让我们明白很多道理。

　　大地：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要反思？

　　楼宇烈：我觉得，百年来最值得反思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取消繁体字，一个是废除文言文。对于繁体字这个问题，政协委员建议在小学增加繁体字，那也不是要完全恢复繁体字，只是不要让繁体字的教育中断了。即使使用简体字是国策，国策也是可以变的。简化字提出来的背景是，将它作为汉字拼音化的过渡。

　　中国的汉字其实是图像，并不会因为一个字有20笔，就一定要看20下，繁体字在阅读上没有问题。书写上，我们从来是繁简并举的，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并行？这并不会有损失。但是我们完全抛弃繁体字就有损失了，原来很多包含在繁体字字体里的文化就遗失了，是一种文化的流失。

　　再说文言文，事实上我们现在都不教了，也不学了。历史上文言与白话也是并行的，一个是书面语，一个是口头语。我们可以看一看元曲，元曲的曲词是文言的，科白是白话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一些人能够用精练的、琅琅上口的、富有韵味的、修饰的文言来写文章？这个是可以的。不要把文言和白话对立起来。

　　现在100年过去了，对于这一百年的文化我们应当进行反思。该补救的就要补救。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错误做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新的做法替代。不要反对历史，历史上的任何错误都是历史的东西，历史上再好的东西也是历史的，我们不能完全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