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是我们描述先秦思想界的习惯用语。但在思想史具体写作中，我们则更多使用的是司马谈的“六家”、刘向、刘歆父子的“九流十家”之类的划分方法。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六家”、“九流十家”是汉代才出现的名称，不符合先秦的思想实际；或认为“六家”、“九流十家”的名称需要改进，但是这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思想史的通行“写法”。在以“六家”、“九流十家”为框架的思想史著作中，“百家”是一个被回避的问题，学者或认为“百家”乃夸张的概数；或认为“百家语”仅指纵横家之言；乃至有学者认为根本没有“百家”，就只有“九流十家”。

其实，打开先秦至汉代的子书以及史书，“百家”的存在不容置疑。比如《荀子·儒效》有：“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荀子·解蔽》有：“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正名》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荀子·成相》说：“复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庄子·秋水》也说：“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庄子·天下》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贾谊的《新书·过秦上》说：“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淮南子·俶真》有：“百家异说，各有所出。”《淮南子·齐俗》说：“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也。”《淮南子·氾论》说：“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诸子百家”一语，也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是，“家”的含义，却值得考虑。《庄子·则阳》借少知之口说：“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韩非子·定法》载：“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篇末则有：“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在这里，季真、接子二人，申不害、公孙鞅二子，就是“二家”！

战国诸子多有门徒，余嘉锡先生曾经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子书的通例是：“向、歆、班固条别诸子，分为九流十家。而其间一人之书，又自为一家。合若干家之书，而为某家者流，明乎其所谓家者，不必是一人之著述也（家者合父子师弟言之，《管子·乘马篇》云：“三夫为一家。”古今训诂之书，无以家字作一人解者）……学有家法，称述师说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其学虽出于前人，而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即自名为一家之学。”

因此，确切地说，战国时代，“子”是“家”的代表，举一“子”可以赅括一“家”，这就是前文称“季真”、“接子”为“二家”的缘故。所以，荀子的“非十二子”，也就是非十二家。但是司马谈的“六家”、刘向歆父子的“九流十家”中的“家”，却有不同的含义。这既是余嘉锡先生说“向、歆、班固条别诸子，分为九流十家。而其间一人之书，又自为一家”的缘故，也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到“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的缘故。

前举《庄子·天下》篇中，“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与“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两个“之徒”意义有区别。很明显前者是指有师承、学术渊源关系的一批人，他们的思想宗旨应该差不多；而后者则仅是指思想宗旨或学术特点相近的一批人，未必有师承关系。类似“辩者”这样的称呼，也习见于先秦，冯友兰先生《论“六家”》一文比较详细。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战国策·赵策二》中，苏子对秦王所说的“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已’……”这里的“辩者之徒”，尤其是“刑名之家”，不必然有师承关系（当然也并不是排斥师承渊源），与前面以子为代表的“家”大不相同。

所以，在先秦时期，表示思想团体的“家”至少有两种意涵，一种是针对有学术师承、学术渊源的学派而言的（school）；一种是针对有相近的学术宗旨、学术兴趣、学术问题的学者群而言的(scholars)，不必然有师承渊源。前者为本意，后者为引伸义，外延较前者宽泛。

战国时人，更重视有学术师承、学术渊源的学派这一意义上的“家”（school）。因为师承一定，那么学术宗旨也就能大体把握，虽有变化也不会远。比如当时儒、墨后学早已分化，但是儒、墨之称却很通行，就是因为其分化之后的派别之间虽然互相批判俨若水火，但在别人看来，学术宗旨终究相去不远。

因此，“百家”是泛指当时诸多的学派（schools），每一个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者都可以成为一家。从这种角度来看，说先秦有“百家”，决不是什么夸张之说，孔门就有“七十子”，稷下学宫中的大夫也有七十六人。先秦养士成风，四大公子、吕不韦等人的食客都不下千人，这些游士除掉鸡鸣狗盗、刺客游侠等专门人才外，有很多就是百家学者。他们如果没有标举某一家或自成一家之言的本事，是不会得到尊重的。不过学有隐显，影响有大有小，地域也有分别，所以先秦学者们的著作中，很少一一列举百家之数。秦火之后，汉廷所藏子书，《诸子略》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对于先秦秦汉时期的子书，这应该是只会少不会多的统计。

司马氏父子论“六家”，主要不是针对先秦时期有学术师承的学派，他们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是讨论六个对于“治”有重要影响的思想理论、学术宗派，没有谈及纵横等与“治”关系不大的学说（《论六家要旨》可能有所承于《尹文子·大道上》）。苏德恺先生曾指出司马迁没有用过“法家”这个名词，《七略》中的法家人物商君、申不害、慎到、韩非，在《史记》中分别被列入《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之中，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注重的是抽象的概念，是“将天下各个历史时期的见解与论述集合起来分为六部分”，“把中国哲学史概念化”了。（《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第7期）

总之，这里的“六家”（scholars）与“百家”(schools)，是不同性质的概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百家”之称，这也证明“六家”与“百家”，虽然都使用“家”，但是并不互相排斥。使用同一词语而所指不同，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很常见的现象。刘向、刘歆父子主持校书，分群书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尊经崇古之意与《庄子·天下》篇接近。他们也进行了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认为诸子类的“九流十家”，盖出于古之某一王官，与《淮南子·要略》探究渊源相仿；其分析九流长处及流弊，与司马谈之论接近，只是最推重儒家。刘向、刘歆父子的本职工作，是要为汉朝的皇家藏书校勘、分类、编目。就诸子书而言，所分的“九流十家”，是一个目录名称，与兵书部分记“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所用的目录名称“种”相近。

“六家”本来不对应具体学派和人物，“九流十家”则有了相对应的子书、人物。当“九流十家”这个创建的目录名称，连同它所对应的书籍，由史书附录进入史学，再进入学术思想史的领域之后，身价渐增，《庄子·天下》篇和《淮南子·要略》篇也难望其项背。尽管后来书差不多都丢了，但是那个名目还在。后人“循名责实”，找寻目录的名称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时，当然会发现“九流”的分类不彻底，不合理；可是，却少有人去质疑那名称本身了。到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表彰刘向、刘歆父子的工作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后，一个王官之学——九流——诸子的学术思想线性演化图，就成为了仿佛真实的历史描述，人们渐渐遗忘了“百家”。胡适先生曾经提出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不承认“六家”、“九流十家”。可惜，他也没有跳出这一建构的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诸子百家”的说法虽然出现较早，但另一个我们经常使用的概念“百家争鸣”则可能要晚至元代才出现，元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二《书垒记》说：“道裂而分，诸子竞起，百家争鸣。”是我们目前所见较早的出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