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开皇末年，初及而立之年的温大雅即以才学卓著授东宫学士职。大业末年又授长安县尉，不久丁父忧辞官回乡，与三弟大有居太原。是时，隋朝风雨飘摇，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隋炀帝被困江都，朝不保夕。大业十二年（616年），久负雄心的唐国公李渊出任太原道巡抚大使，与子建成、世民多方延揽人才，而近在晋阳的温大雅便成为其重礼延聘的一方人物。温大雅入幕后，被聘为留守府记室参军，典掌机要，并为李氏父子分析时政，筹划方略，制定兴兵反隋计划，被倚为左膀右臂。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建大将军府，温大雅任将军府记室参军，仍掌机要，参与核心机密。李渊在晋阳誓师之后，起兵沿汾河南下伐隋，温氏随军出征，一路屡出奇谋。是年10月，李渊兵克长安，立代王杨郁为帝，自任大丞相，而温大雅与窦威、陈叔达等人则负责筹划禅让之事。次年，李渊即位，建立唐朝，温氏任黄门侍郎，位居权力中枢。与此同时，其弟温大临亦官至内史侍郎（中书侍郎），兄弟同列朝堂，共事李唐，位高职显，时人荣之。然而，温大雅深感兄弟共掌机要，虽为时人钦羡，日久必遭非议，于是坚决请辞黄门侍郎，并于武德二年（619年）四月调任工部侍郎。不久因政绩卓著，应秦王李世民之请调任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

　　从太原起兵到唐朝建立，从记室参军到黄门侍郎，温大雅全心投入参订礼仪、赞划机密及繁忙政务之中，并依凭其过人的才干、睿智和谋略为李氏代隋立下汗马功劳。武德三年后，各地分裂割据势力相继荡清，社会趋稳，民心渐倾李唐，统一趋势已形成。为替李唐代隋事业“正名”，温大雅于武德三年至八年相续修成《大丞相唐王官属记》2卷、《今上王业记》6卷、《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为后人研究唐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唐高祖后期，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争夺帝位日趋明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陕东道因与都城长安遥相呼应、内外相制，战略位置重要；又因李世民兼掌行台尚书令，工部尚书温大雅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政治斗争。武德九年六月，他临危受命镇守洛阳，全权统辖秦王河南嫡系部队，以稳定外围局势，并与长安秦王府军队成鼎足之势。同时，为使李世民赢得胜利，他数陈秘策并参与制定强行夺权行动的策略。玄武门之变后，温氏因功擢升礼部尚书，受爵黎国公。贞观三年（629年），温大雅积劳成疾，病逝于长安，时年57岁。太宗念其忠孝，特敕谥号“孝”。高宗永徽五年（654年），追赠尚书右仆射。

　　温大雅的政治思想与史学观念集中体现于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这部史籍主要记述李渊太原起兵至长安正式登基357天的历史。作为这一过程的亲历者，温大雅编纂史书时明显地呈现出尊王溢美的曲笔倾向，使其具有浓厚的封建天命色彩。温大雅认为，任何事物的变化均有征兆，尤其国家兴亡、朝代更替等关乎天道民生的大事更是如此，而且这种前兆代表了上天的意志，顺应这种意志即顺天命，反之则是逆天命。这种天命观贯穿于《大唐创业起居注》全部内容之中，从而为李渊反隋建唐披上顺天应民的神圣外衣。开皇年间，民间曾流传太原系“王气所在”和“李当国姓”的民谣，温大雅在书中就对这一说法表示了认同。他认为太原是陶唐旧地，西周成王剪桐封弟，叔虞被封于此，国号唐，而李渊恰恰出任太原道巡抚大使，受爵唐国公，因此是受命于天的“潜龙”。温大雅还利用童谣和符谶宣传李渊起兵代隋的神道使命和合理性。开皇年间，太原流传童谣《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温氏解释为“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明确指出唐国公李渊封地属陶唐旧地，李姓配陶唐，恰好暗合童谣。他的这种刻意诠释使汾晋父老顿时悟到其中的隐言暗语，“自尔已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众得数万”，这对李氏父子聚积实力大有帮助。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曲笔溢美李渊是温大雅史著的重要特点之一，其中尤为典型的是《大唐创业起居注》对李渊改旗易帜以臣事突厥一事多方掩饰。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李渊为解除后顾之忧向突厥称臣，此举尽管只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但对以“正统”天子自命的李唐王朝而言自然极不光彩。当时隋尚火德，旗帜为红；突厥以狼为图腾，旗帜为白色。李渊前后两次改变旗帜颜色以示臣属突厥，第一次是大业十三年六月恭候突厥使臣时，幕僚主张将红色旗改为白色，李渊认为在突厥册封前就改旗易帜，显然既在政治上不成熟亦暴露出对隋的反叛倾向，遂折中为红白相杂。身为高参且又处权力核心的温大雅深知其中利害，在处理此事时回避了问题实质，仅以一言轻描之。第二次是李渊晋阳誓师伐隋时将旗帜明确改为纯白，对于此次易帜，温大雅则敏妙地援引武王伐纣曾于牧野誓师执白旌的典故以及隋初颂扬隋文帝“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的民谣，通过“隋帝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拟于东海”的范例，以一字之差将“白衣天子”改为“白旗天子”，使李渊如鲠在喉的难言之隐变成上应天理下顺民意的“义举”，并由此成为周武王、隋文帝式的“义举天子”。

　　“正统”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史书编纂的重要指导思想，温大雅撰修《大唐创业起居注》亦复如此。生活于隋唐之际的温大雅正处于儒家思想渐趋深入的时代，加上他出身于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上层士族家庭，自小就受到君权神授、忠孝节悌观念的熏陶。出于维护“正统”的观念，温氏在书中大力美化李渊，并为他反隋立唐诸事刻意曲笔。为赞美李渊改朝换代的伟业，也为避免世人对其“犯上作乱”行为的指斥，温氏重笔描绘了李渊从“雁门关忠勇救驾”到长安“扶持代王，自居大丞相”直至再三推辞“禅让”的故事情节，将李渊塑造成一个忠孝节义的历史完人。与之相反，农民起义军则在其笔下成为“乌合之众”和“草寇”，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由于书中所述史事多为作者亲身经历，与《旧唐书》、《新唐书》相比，《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史料可信度相对更高。如两《唐书·本纪》均描述了李渊的平庸懦弱，将太原起兵反隋及战争策略主要归功于李世民。而《大唐创业起居注》则记载：“敕帝为太原留守，……帝遂私窃喜甚，谓第二子秦王曰：‘唐故吾国，太原即其地也，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从中可以看出李渊才是太原起兵的真正谋划者，书中还对李渊在起兵后一系列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有明确肯定。据情理而言，或许这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同样，对于李唐初兴时代背景、政治变化和社会文化发展情况，温大雅的史著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研究隋末唐初历史的重要资料。（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