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追求光明，恪尽职守，但因战乱和人祸，诸多理想和抱负难有实现的机会。可是他却有个业绩昭著，令世人敬仰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卢作孚先生。祖父才59岁就离开人世，却登上了生命的巅峰，被梁漱溟先生誉为“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之于古之圣贤”。2003年重庆推选“十大历史文化名人”的评语也说，卢作孚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祖父以自己的丰富思想实践和高尚精神情操，示范了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之路。但他的儿子、我的父亲在这条路上走得却很不轻松。父亲的名字是祖父给取的，寄托着他对长子的厚望。还在父亲十一二岁时，祖父的一位好友就语重心长地叮嘱他：“卢作孚的长子不好当啊！”父亲从此把这个告诫当成座右铭，并以世人所难为的克制和耐力感受着这句话如山的分量。

　　因家贫只有正规小学毕业文凭的祖父非常关心子女的教育。1933年5月，还在读小学的父亲给祖父写信报告他的好成绩，祖父见了很高兴，还将这封信发表在《嘉陵江日报》上。1936年初中毕业后，父亲想去著名的上海中学念书，祖父立刻表示赞同，还特地写信嘱咐民生公司的有关人士：“卢国维十一日乘民贵，或十二日乘民权，由渝赴申投考学校，应买之船票，请嘱世铨照买之后，通知会计处拨弟账为感。”可惜父亲刚读了一年，就因日军的炮火而中断学业返回故里。高中毕业后，父亲考上了从南京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机械系。他的校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先生告诉我：“你祖父当年很有名，我们听说他的大公子也在中大念书，都争着去看，可你父亲却特别谦虚朴实，令我很有些意外。”

　　特别谦虚朴实的父亲，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自愿报名参加中美抗日远征军，先后担任美援武器装备和前线战况翻译。父亲在耄耋之年，亲笔写了一篇题为《驻印抗日远征军译员生活忆趣》的回忆录，其中写道：“我当时是重庆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班学生。中大教育长朱经农在学校传达了征调文件后，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知道这是一项艰险的工作，却又是报效国家、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故主动争取前往。我的父母亲从一开始也完全支持我去应征。”而当时许多富家子弟却装病的装病，出国的出国，躲过了这次征调。回忆录在《北京观察》刊发时，编者加了一段按语：“文中不但回忆了抗日远征军的浴血奋战，更以被俘的日军战区司令寺内寿一的日记，活生生地证明了中国军队在敌人心目中的顽强战斗力，因而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自身的重要史料价值。”1944年随部队战斗在缅印边界的父亲，有一次去加尔各答出差，在那里巧遇转道去美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的祖父。父子久别重逢，彼此都很兴奋。那时祖父已在构思战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抗战结束，父亲大学毕业考进了民生公司做技术员。在祖父创办的企业里工作，“卢作孚的长子”就更“不好当”了。父亲唯有更加勤勉、更加谦虚、更加自律。在公司1947年的人事档案里，给他的评语是“该员原任外勤工作，刻苦耐劳，好学不倦，言行谨慎，实为一有为青年”。就在那年，父亲和其他十多位工程技术人员一道，被公司派往加拿大监造祖父在那里订购的九艘轮船。新船造好后，除两艘先行开回长江外，其余七艘都开往香港暂避内战烽火。父亲1949年4月随“玉门”轮到达香港，母亲和我也先后去了香港。父亲在香港民生公司担任技术管理工作，参与组建了维修工程队。凡属船舶的一般问题都由工程队自己解决。有一次，父亲在公司开往澳门的船上检修机舱排风系统故障，因舱内温度太高、氧气不足而晕倒。当时祖父、母亲和我也在那艘船上。眼看船员们七手八脚把穿着工作服的父亲抬到床上，给他做人工呼吸，祖父心急如焚。但是事后他却没有给儿子“开后门”，父亲继续率领工程队在生产一线工作。后来，这七艘新船连同其余十一艘民生公司在海外航行的船只，在祖父指挥下全都开回了祖国大陆。

　　祖父一生创造的财富不计其数，但他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社会，没有留给自己和家人。母亲常提起一件她亲身经历的事。那是抗战胜利后，我们和祖父、祖母一大家人住在重庆红岩村的一所简易房子里。有一次家里炖了一只鸡，祖父下班回来闻到鸡汤的香味，惊喜地问道：“今天晚上有鸡吃呀？”母亲每每说及此事，眼里都噙着泪水。我们一家到香港后也过着清贫的生活。初时我们住在九龙狮子山下一间简易平房里，周围比较荒凉。有一次祖父到香港，看到这个境况很难过，便吩咐父亲另找地方安家。我们后来住进了民生公司的宿舍。这是栋四五层高的楼房。我们住三楼一个带厨卫的一居室。全家的睡卧、起居、会客、吃饭都在一间房里。每顿饭大多只有一个素菜，一块廉价海鱼。五楼住着一位公司的部门经理，家里条件不错，吃得也好。我和他们家的孩子很要好，有时就在他们家开饭的时候，借故留下蹭饭吃。

　　大概是看到我实在太过少不更事，父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教导我要练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本事。当时我猜不透他的用意。直到经历了诸多沧桑变故后，才体味到深藏在这句话后面的父爱。对于父亲而言，1952年2月8日，便是“泰山”在他眼前崩塌的日子。我们一家在香港得知了祖父不幸逝世的消息。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父亲独自闷坐在藤椅上，眼圈红红的，家里顿失往日的温馨和欢笑。我那时未满六岁。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香港的报纸已铺天盖地报道了这个噩耗，其中不乏煽动性的宣传。许多朋友都劝父亲去美国或留在香港暂避。有位祖父的朋友还主动安排父亲到他的企业工作。但父亲婉谢了大家的好意，和母亲一道当月下旬就带着我和弟弟踏上了归途。

　　回到内地后，父亲放弃了在机关或研究院工作的机会，带着全家到位于重庆郊区的民生机器厂落户，一待就是28年。这家工厂是我祖父在20年代末创办的，抗战时期承担了极其繁重的修造船任务，为保障长江和川江的运输大动脉畅通，立下了不朽功勋。父亲进厂时，工厂已公私合营并进而国营。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父亲的上进之路无异于“走钢丝”。“反右”运动中，工厂的党委书记专程、也是唯一一次来到我们家，动员父亲给党提意见。父亲不知来由便照实说：“有什么意见，我平时都提了，现在没有了。”父亲的诚实使他躲过这一劫，却没有躲过“文革”浩劫。“文革”中，他被军宣队作为揭开工厂“阶级斗争盖子”的“典型”揪了出来，受尽折磨和凌辱。“文革”后期，我曾问父亲有没有为当年回来的决定后悔过。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从来没有！”并说他回来一是遵从祖父生前的嘱咐：“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到工厂向工人学习”；二是因为祖母尚在，他是长子，必须尽孝。给我讲这番话时的父亲，还戴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那时祖母和我二姑一家正被下放到东北农村劳动改造。母子俩远隔天涯，唯有将揪心的思念寄托于茫茫星空。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都熬到了“改革开放”。80年代初，父亲把祖母接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四代人其乐融融地享受了天伦之乐。

　　父亲的忠孝之心也关照到家族的其他长辈。祖父排行老二，他对疼爱他的大哥敬重有加。大哥没有孩子，我祖父便商请祖母同意，将我父亲名义上过继给他们。从此父亲五兄妹都称呼他们为“爹”、“妈”，而称祖父祖母为“爸爸”和“婶”。我们则称祖父的大哥嫂为“大爷爷”、“大婆婆”。大爷爷过世较早，我们全家都视大婆婆为亲人，几十年如一日。“文革”中，大婆婆被赶出家门，没有了生活来源。我父亲不顾自己蹲“牛棚”、扣工资、三个子女都在农村的困难，每月坚持给她寄生活费从不间断。“文革”后期的一个夏天，大婆婆患癌症住进了城里的医院。在别人唯恐与她沾边的时候，父亲吩咐我们每天坚持跋山涉水头顶烈日给她送汤送饭。老人家靠了这些资助和亲情，得以活到“四人帮”垮台。同时得到父亲资助的还有他的三叔、三婶等。父亲年逾九十的四婶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如闻“一声惊雷”，泣赞他“至尊至孝”。忆起每逢新年伊始，父亲总要用书面或电话向她和她的儿女祝贺，并关心她的住房和生活情况，不由悲叹“老迈之躯其何以堪？”父亲不仅是祖父的长子，也是卢氏家族这一代的老大。弟妹们都称他为“大哥”。在他们心目中，大哥的“心灵如同外表一样都是那么绚美”，是一个“博学、仁慈、重事业、重亲情、顾大家的好兄长”，“忠实地追循父亲爱国建业、努力奋斗的宏志，为‘民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于我们三姐弟来说，父亲是一位严格的慈父。也许是因为他把无法实现的理想都寄托在我们身上的缘故，对我们的管教大有炼铁必成钢之势。打从我们小时候起，父亲身上总是揣着一个记事本，上面写着：“某月某日某点到某点，和某个孩子谈话。谈话内容如下：1,2,3……”平时他从不过问我们的学习和课外活动，可是到了“谈话”时间，我们都必须正襟危坐，洗耳恭听。谈话内容虽因我们的近期表现各异，但更多的还是修身养性、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之类的大道理。我们三姐弟在他的鞭策提调下，在学业和表现上都不敢怠慢，总是用优良成绩和各种奖项回报他的期望。可是父亲好像从不满足，他永远会在我们前头树立新的标杆，让我们没有停下来消闲的机会。“文革”前，我因“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下了农村。父亲希望我当科学家的梦想破灭，却坦然和母亲一道送我上路，并坚持不懈地给我和农场的知青寄书、寄报、寄收音机，要我们在穷乡僻壤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后来两个弟弟也到我那里落了户。父亲虽然不能和我们谈话了，但教导我们识大体、走正道、相信光明前途的书信却从未中断。从那些清秀工整、没有一个涂改痕迹的文字，我们丝毫看不出父亲正经受着心灵和肉体的煎熬。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和母亲相互慰勉：“为了三个可爱的孩子，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自杀。”

　　“文革”结束时，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曾对我父亲说：“您的档案是我见过的知识分子档案中，最清白干净的。”父亲在给我复述这句话时，眼里闪过孩童般的纯真。其实，在我心目中，一辈子“刻苦耐劳，好学不倦，言行谨慎”，而且素有洁癖的父亲，焉能不清白不干净？！“文革”中，军宣队规定，厂里的“牛鬼蛇神”每天上班必须带上“白袖章”，上面用黑笔写上各自的“罪名”。不少“牛鬼蛇神”都有意无意地让白袖章卷成一个圆筒，巧妙地将“罪名”遮蔽起来。但我的父亲却例外。每天早上出门之前，他都将白袖章抹得一展平，“国民党残渣余孽”几个字清晰可见。我曾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心中无鬼，怕什么？”“心中无鬼”的父亲，照样挨斗、挨打、进“牛棚”、挑抬重物、挂黑牌罚站、被人按着跪在地上拖行……这一切我们都是后来听厂里人讲的，父亲自始至终都守口如瓶。在命悬一线的日子里，父亲还自学了德语和法语。当时，他所在的船厂从欧洲进口了一批机器设备，说明书全是外文。父亲便自觉自愿地把资料全部翻译出来，又指导工人安装调试，将一堆“废铜烂铁”起死回生。

　　“改革开放”使年近花甲的父亲看到了前途和希望，也激发出他报国的痴情和余热。他废寝忘食地工作，1985年便引进500万美元为他所在的城市创建了第一家国际租赁公司。为了更好地促进内地的“三引进”、两岸的“三通”和香港的回归，1990年他又带着我们全家重返香港住了12个春秋。他多次接待海外友人，动员他们到中国发展，并将他们的宝贵建议转呈给中央有关部门。这些年来，在我们三姐弟具体协助下，通过父亲的关系引进的外资，已达上亿美元，创建的项目有数十个之多，但他和我们都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回报。父亲用超人的毅力实践了祖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言传身教。

　　父亲是在十七大召开的第二天犯病的。那两天，他守着电视机观看实况转播，说起国家的愿景、两岸的统一，滔滔不绝、兴奋不已，导致失控的血压引发脑血管破裂，使他带着未尽的心愿乘鹤西去。在他的灵堂正中，挂着一幅友人送的挽联。上联是“丧乱曾经，青春作远征，一生清朗入江魂”；下联是“孝慈共同，耄耋成苍穹，千秋气节映高松”。盖棺论定，父亲无愧于卢作孚的长子。